评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要效率更要公平

邓海建

　　“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昨日，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洪可柱代表，痛批以少数名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沉疴泛起，严重地遗失教育公平。（3月4日《燕赵都市报》）

　　时下的教育，已然成了中国人的民生之本。论说起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有人撑死有人饿死”；二是成本收益率上的的“高入低出”。具体表现为有的地方“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有的地方还在“普九”，有的校园在欧美也叹为观止而有的校舍在非洲也嫌寒碜；教育资源富足处恰恰是学术腐败横行、科研老板丛生，学术江湖上不断生成人民财政供养出的强势集团代言人……这两大问题的本质就是经济学上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也是我国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中总量投入不足和存量结构失横的病症。

　　“清华、北大、

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从资源配置旨归上说，未必是需要原罪的事情，当年中国老百姓勒紧腰带供养出的国字号大学的确体现了“人民大学人民办”，也所以它们伸手向财政要大礼包的时候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但问题是，它们恰恰有意无意地规避了那个老口号的下文“办好教育为人民”。理论上说，教育资源的“厚此薄彼”是能体现“效率”的，惟有“差异配置”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境界，遗憾的是，中国著名高校前赴后继地印证着“财富与智慧从不对等”的真理，“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不仅少有作为，反倒丑闻不断--要钱的时候讲身份比地位，出力的时候不是降级参照坐标就是讲不着边际的“远景”，至于“集全国财力为世界贡献智力”的悖论更成了心照不宣又无法破解的诡异。

　　经济学家萨缪尔逊说：“对某些人来说，由无管制的竞争导致的收入分配，如同在山林里动物间进行的食物和战利品的达尔文主义分配一样无理可言。”公共教育资源还不同于一般的市场资源，其底线性、战略性和公共性是谁也无法抹杀的。纵使名校最出效益、中国高端学校都普遍性地解决了“效率”之诟病，我们也无法放任公共教育资源的马泰效应。公共教育资源可以不平均，但不能不兜底。据说日本基本上没有“择校”现象，原因就是在义务制教育阶段大力推行“平等教育”、均衡各公立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在中国教育几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正态流动的唯一通道、起点低层次复杂、承载着个体荣光和民族复兴和谐愿景的时候，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取向要远比“效率”取向更迫切更重要。

　　在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这个宏大命题上，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判断、只有政府职能与作为的考量。“教育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塔基，现在，我们需要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找到更形而下的制度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