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战辉：有些告状闹事者实在没道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那些上访者？

　　洪战辉：有些告状闹事者实在没道理。比如，我被宣传后，县里要给我家修房子，我给县委书记写信，说房子不修了，给我们村修条路吧，县里就同意了……最后，房子也修了。

　　新京报：是不是河南省两年来实施的“村村通工程”？

　　洪战辉：我们这条路不是“村村通”，是县里特批的。结果施工队一来，邻村就有人阻拦，逼着也给他们修了一条。

　　母亲还告诉我，路修好了，村里还有人嫌路占他地了，毁他树了，非要赔偿。

　　洪战辉：应该是应该，但路不修好，经济如何发展上去呀？要不是县里特批，谁给你修路？这就是眼光问题。

　　求助者变成救助者

　　新京报：听说，这个春节，找你告状的人更多了。

　　洪战辉：可以说络绎不绝，一天有十来个人找。初四那天，我到女朋友家。一位上访者在我家没找到我，就跑了30多里路，来到她家。吃中午饭，我们请他上桌，他吃了两三个饺子，又开始控诉，搞得一桌人饭没饱就撤席了。

　　新京报：女朋友的家人有何感受？

　　洪战辉：心情当然受影响了，但也没办法。大年初一，有个中年男子领着十七八岁的女儿，到她家，说自己养不了，非要让我女朋友收养。

　　新京报：你女朋友怎么回答的？

　　洪战辉：收养一个人不是儿戏呀，再说了，那女孩都十七八岁了，怎么收养？我女朋友给他解释，他不听，磨了一天才走。

　　新京报：求助的人是不是觉得，你可以把问题直接反映到大领导那里，或者给他们拉来救助？

　　洪战辉：他们确实这样认为。不过他们不知道，其实我本质的身份还是学生，我能力也不大。有时候领导也接见我，可是那种场合，我能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吗？

　　家中可赊账买农资

　　新京报：回家过年，带了些什么礼物给家里？

　　洪战辉：钱。我帮家里还了8450元的钱，再加上家里过年的开销，肯定要超过1万元。

　　新京报：现在农村借钱很难，你父母能借来这么多钱，是否和你成名有关？

　　洪战辉：是的。我父亲去年种大棚芹菜，花了4000多买农资，全是赊的。他现在到镇上商店拉化肥农药，店主都知道他是“洪战辉他爹”，打个条就可以。

　　新京报：大家这么信任令尊，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洪战辉：我们还得起了。

　　在我没出名前，家里也经常借贷，但几乎没人帮我们。2002年秋天，我第一次高考，考到河南新乡平原大学，到各个亲戚家借钱，最后只借来一张面值50元的。

　　新京报：当时什么感受？

　　洪战辉：当时很心酸。我们那时候借人家钱，自己都不知道哪一辈子能还。人家不借，很正常。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向政府求助？

　　洪战辉：当然想了，不过想了也没用。那年，差点自杀了，因为求告无门呀。

　　怨恨不应是弱者的态度

　　新京报：在你被宣传后，有人给你捐款没有？

　　洪战辉：我个人不接受捐款，没办法不接受，或退不回去的，我就在学校建立“洪战辉教育助学责任基金”，有20万元左右，由学校负责运作。

　　在媒体没有宣传我之前，我就能养活自己。我也想告诉关心我的人，如果有钱，可以帮助身边穷苦的人，没必要帮我。

　　新京报：您觉得在学校做生意，与您现在的角色冲突吗？

　　洪战辉：不冲突。在被宣传前，我也一直在做生意，我把别人用来上网、谈恋爱的时间用来挣钱，我觉得很值。而且，我认为，越是典型人物，越要努力养活自己，才对得起典型这个称号。

　　新京报：有人说，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话，你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

　　洪战辉：关键是保障体系不完善呀。我不能为了等到完善的一天，一家人散伙，把妹妹也给饿死吧。

　　新京报：那段日子是不是过得很难？

　　洪战辉：9年前，我上高一的时候，卖书挤了一个书店老板的生意，他就找一群人打我，一拳把我左眼废了。

　　我到现在看东西，还像隔着毛玻璃。

　　新京报：没报案？

　　洪战辉：没报。那时候，打你了就是打你了。我当时恨这个人，又恨自己身上的苦难，有一阵子，我真想杀了那人，抢点钱，留给我父亲看病，自己被枪毙算了。

　　新京报：怎么想通了？

　　洪战辉：我又一想，如果这样的话，我一辈子就毁了，永远落个窝囊废的骂名。你只有改变命运，才会赢得别人尊重。

　　新京报：换句话说，你认为怨恨和敌视，绝对不是弱者应有的态度？

　　洪战辉：这句话说得很好。

　　一味地去怨恨，不去努力，只会更弱势，更容易被人欺负。

　　新京报：跟当年的你一样，越是弱势群体，越容易遭受社会不公。在你看来，要改变这种状态，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洪战辉：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都需要时间，政府也一直在努力。但我们自身，更不应该放弃自身的责任和努力。只有你通过努力成功了，才能更好地尽到社会责任，为社会发展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