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课程改革遭遇高考

　　本报记者 陈善哲 王娜

　　范谊相信，他的建议将点燃人性的火把，驱逐残留在中国教育体制内应试教育的魅影，照亮中国教育的未来。

　　这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以一份长达8000字的《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把毁誉参半的高考制度再次推向审判台，“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和开发一种能够取代高考的新的高校招生体制”。

　　民众对这个话题的空前投入和激烈争辩，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高考，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体制所有利益的最终归结点。

　　高考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中国从21世纪之交发轫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和阻力。

　　争议中前行

　　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

　　1999年，国务院转批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2001年，教育部颁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高凌飙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力量日益显现，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国家都面临课程改革的问题，以应对未来趋势的挑战，中国的课程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中，高分低能的问题越发严重，长此以往，将严重损害中国的长期竞争力。”高凌飙认为，传统的选拔式的基础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必然要向大众教育转化。

　　新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理念，提出了一整套推进大众主义教育的改革方略，包括强化品德教育，关注人文素养，重视媒体教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认为，新课程带来的变化是中国课程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根据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熊少严介绍，2001年新一轮课程改革启动，当年发布小学、初中各学科的标准，选择了若干试验地区逐步推开。截至2005年，小学初中全面推广新教材的使用。而高中则在2004年挑选了广东、山东、海南、宁夏作为试验区。

　　始料未及的是，在新课程改革逐步推广的过程中，全国教育界围绕新课程改革的指导理念以及具体措施，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学术大辩论。

　　论战一方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也是此次课程改革教育界公认的理论领军人物，坚持认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唯一出路是从精英主义向大众主义转型。论战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策三，他认为应该改革，但是新课改存在方向性错误。有人将这两种声音归纳为“后现代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之争。

　　新课改的利与弊

　　高凌飙认为，新课改数年来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以前是单纯的填鸭式教育，而现在的英语、数学以及语文课本都比以前活泼很多，更接近时代和孩子的生活。”高凌飙说，老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习惯正在慢慢转变，综合实践以及研究型的学习方法正深入人心。

　　根据高凌飙的观察，这些变化在小学阶段体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对课程改革的期待不能太功利性，它将慢慢改变的是一代人”。

　　一个教育界公认的事实是，新课程改革在高中阶段遇到的阻力最大，反映的问题也最为突出。广东是四个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试验区之一，200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将是新课程教育下第一批走上考场的学生。

　　广州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陈发军说，其中一个问题是课程模块过多以及部分模块设置内容过多，文理科总共所需学习的模块达86个，其中必修模块为41个，语文、数学、外语选修模块11个。对于理科生，物理、化学、生物选修模块为15个，文科学生政治、历史、地理选修模块为19个。

　　“由于广东省高考方案出台较迟，许多选修模块不能确定是否纳入高考范围，因此开足、开全成为学校与教师的必然选择。”陈发军说。

　　根据有关学者在高中的调研，老师们反馈的信息是，“新课程改革后，高中学生负担之重，是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目前保守估计，在广州，星期六上课的学校超过一半，每天课时由以往的7节被调整为8节。

　　对高考“既恨又爱”

　　对于教学一线反馈的信息，高凌飙认为，新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其他配套改革来不及跟进的情况下，课程改革的孤军深入必然会受到客观环境的掣肘。

　　“最主要的配套改革是评价机制的变革，但是我们还跟不上去。”高凌飙所谓的评价机制，主要是指中考和高考。这些考试不但决定学生的升学，也决定教师的绩效评价。

　　熊少严说，高考作为一种选拔制度，为了体现其公平性，必然要减少考试的不确定性。比如作文的修改，两个老师可能会打出不同的分数。在此情况下，尽量引入刚性试题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这导致了高考的应试性与新课程改革所要求的软性评价指标的冲突。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高中校长以及老师对新课程改革态度暧昧。高凌飙指出，在一些学校，考试涵盖的课程就开课，高考不考的课程就敷衍了事，或者列入了课程表，但是不开设课程。

　　而对于长期浸淫教学一线的老师来说，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显然更为得心应手，对新课程所要求的技能和教学方法的变革心里难免有抵触。

　　根据福建省所做的一份调查，有85%以上的教师深感“不适应新课程教学的重任”；75%的教师“不喜欢新课程”，认为新教材知识结构凌乱，缺乏系统性；另有56%以上的教师认为新课程实施的成功率很小，传统教育才是当今中国教育的最佳方式。

　　熊少严分析说，这反映了新课程教材设置过于仓促，课程改革也需要从师范学院改变对教师的培育方式着手。

　　但是，前述学者都认为，在当下的中国，除了高考，缺乏一种保障公平的选拔和录取方式。如果将选拔权交给大学和高中，难以避免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这是人们对高考“既恨又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