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社会公平的砝码

　　本报记者钮怿陆正明袁夏良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可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又可以有效增加消费需求。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更好地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国务院已经组织力量抓紧制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努力解决好广大群众关心的看病就医问题。

　　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市场追求效率政府维护公平——访全国政协委员宋林飞

　　“平均-效率-公平”：绝非轮回

　　“教育公平”、“在全国城乡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烈地传递出注重“公平”的信号。全国政协委员宋林飞，这位在2003年提出“新公平观”的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公平”的定义：公平，就是让人民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2006年和1978年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二者年均增长7%。“蛋糕”越做越大，但人民群众仍有不满意的情绪。来自国家发改委最新报告中的几个数据能够说明问题的根源：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0.91%，明显偏低；从1990年到2005年，尽管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但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最低行业之比由1.76∶1扩大为4.88∶1。

　　宋林飞告诉记者，提出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的发展，实际上是政府看到了科学发展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是经济承受力，主要是土地等资源是否过度开发、劳动力等要素是否充分利用；第二是生态承受力，主要是污染程度与生态退化程度；第三就是社会承受力，主要是老百姓得益程度、贫富分化程度、社会稳定程度。

　　毫无疑问，老百姓的绝对收入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发展速度的节拍，“合理的收入差距开始向'分配不公'的方向发展。”

　　宋林飞指出，上世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克服平均主义、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为了追求效率，我们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把“兼顾公平”变成了“忽视公平”。结果，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直接损害效率，使民众心理失衡和社会稳定隐忧随着GDP的数字一起增长，“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普遍偏低、又往往被拖欠，这种不公平只会降低效率。更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有13亿人口，但没有13亿人的市场--1998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低收入者、贫困群体缺乏即时购买力，已经严重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绝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时代，而是在提倡效率的同时，加重“公平”的砝码，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

　　突破分配不公约束，中国将获得一股新的动力

　　跟踪本届政府的政策轨迹，可以发现，财政资金的流向已经很清晰地表明，社会财富分配正有意识地开始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围绕缩小贫富差距陆续出台。最典型的政策，就是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以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显然，政府正试图通过各种“托底”政策来减小贫富差距，并希望以此为切入口突破“不公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约束。

　　宋林飞提出，现在的“分配不公”其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制内的普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而且根据贡献大小应该拉开的差距没有拉开；另一方面，收入的差别偏离了贡献的差别，“在按要素分配中，管理者到底能拿多少、怎么拿，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怎么衡量才'公平'，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此外，还有腐败分子的高额非法收入，与其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危害成正比，需要通过法律予以严惩。

　　“如果能突破分配不公的约束，中国的经济社会将获得一股新的动力。”宋林飞认为，当务之急，绝不是简单地给收入分配做“加减法”，而是理顺分配机制、规范分配秩序，“市场追求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我们既要关心与扶持困难人群，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要廓清要素分配、按劳分配的关系，深化改革，从制度上消除产生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根源，最终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充分迸发，让效率的轮子越滚越快。

　　期待反垄断的提速，期待“阳光”工资推行

　　实事求是地说，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加大公共财政支出，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是相对容易的一个举措。

　　“调节高收入”，由于涉及现有的利益格局，显得难度更大。宋林飞指出，对合理合法的“阳光”高收入，可以通过税收杠杆予以调节，但对“灰色收入”的控制并非易事。

　　目前，从各个渠道传来的“分配不公”的声音中，对“垄断行业”的质疑格外响亮：数据显示，排在前十位的高收入行业中，除计算机服务业外都是垄断性行业。今年春节前网络上流行的“晒工资”又把“行业差距”和“隐性福利”的争论推向了高潮。在宋林飞看来，这说明大家对“分配不公”的质疑首先来自于财富攫取过程中的不公平，“蛋糕大了，多出力的人多分一点，大家没有异议；但仗着手里捏着'刀'要多分蛋糕，显然就会引起大家不满。”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收入分配报告，分析了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1990～2005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最低行业之比由1.76∶1扩大为4.88∶1，主要是因为国有单位收入增长较快，而收入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资源分配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一部分垄断行业“利润获得相对容易，所以工资增长也就比较快”。

　　所谓资源占有优势，是指拥有获得额外利润的条件，而这个优势正是国家赋予的；因此，垄断行业的“高利润”能成为员工高收入的依据。宋林飞提出，对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应实行“超额税收”，使公共资源带来的收入部分通过税收的形式回到国家财政，然后通过公共支出进行“二次分配”；此外，对没必要实施国家控制的垄断行业，要稳步推进改革，放开市场竞争。

　　宋林飞说：“我们在为促进就业、最低保障、贫困救助等政策叫好的同时，还期待反垄断的提速，期待'阳光'工资的推行。”

　　■相关链接

　　我国收入分配变迁

　　1978～1984年

　　●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提高，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

　　1985～1991年

　　●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9%，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3.7%，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4.7个百分点。农产品价格下跌、各种负担增加、乡镇企业效益降低、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农民收入下降。

　　1992～2005年

　　●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资本日渐在工薪收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技能、专业知识和供求关系导致了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流动壁垒被逐渐打破，“民工潮”出现。2000年以后，流动性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1亿以上。农民工的收入和待遇则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2006年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0%的城市居民占有45%的城市财富，全国城镇居民收人平均相差5.3倍。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幕拉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日渐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