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奥斯卡的颍州孩子:折射各方对艾滋态度转变

　　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从一个外部视角，折射了中国各方对于艾滋病问题的态度变化

　　★ 本刊记者/何忠洲(发自安徽阜阳)☆朱小雯

　　颍州是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区。

　　车行不远，在一块块平坦的麦田中间，大大小小馒头般的土堆时隐时现——在平原上，坟地总是极为显眼的。

　　一路上，张颖一直在说话，所有的话题都和艾滋孤儿有关。当出租车绕过泥泞的乡间小道在一间砖瓦房前停下来，“张妈妈、张妈妈”的叫声突然出现时，她的话顿时少了起来，脸上露出了舒坦与放松。两个精灵古怪的小男孩站在了面前，一个是高俊，一个是米化龙。

　　这是两个寄养于此的艾滋病孤儿。米化龙是2006年在阜阳市清河广场门口被发现的。6岁的他操一口河南口音，还能够说出父亲的名字，但是家在何处，则完全说不上来。他是被父母丢弃的，后经检测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于是被送到了张颖任会长的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爱协会)。高俊的形象则已经广为人知，他曾和彭丽媛、濮存昕一起出现在众多预防艾滋病的宣传画里。

　　而在此时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出任何与艾滋病相关的痕迹了，小孩的天性在张颖到来之后越发显露。一边一个，簇拥着张颖的腿进屋，全然不理旁边的陌生人和紧紧跟着的摄像机。

　　这是新年后张颖第二次来看望高俊和米化龙,也是2月26日《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第一次见高俊。

　　颍州的孩子们

　　摄于2004年的《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阜阳艾滋病孤儿的生存状况，高俊即是其中的一个主角。

　　在这部纪录片里，4岁的高俊踯躅在猪圈里，头发枯黄、疱疹满身，肚子隆起，与瘦小的身体全然不成比例。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因艾滋病刚刚去世，惟一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叔叔因怕别人的歧视而不愿收养。《颍州的孩子》主创之一米子回忆说，“我们之所以赶过去拍，就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小男孩就要死了，晚一天恐怕就没了。”

　　那个时候，高俊两年间从不说话，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因为就生活在猪圈旁边，他总是时不时举手打着身边的一头猪。米子回忆说，给他东西他不要，趁你不备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夺了就走。

　　高俊成了张颖救助的第二个孩子。

　　2004年，在张颖的帮助下，夫妇均患有艾滋的丁家收养了小高俊。2006年年初，张颖又为他找了一家监护人，也就是现在的张家。张家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因艾滋病去世，老两口也有病，现在单过。协会现在每个月给小高俊400元，交给张大爷管理，这也使得张家的日子变得好过一些。

　　这给《颍州的孩子》结尾添下了许多的亮色。在被收养之后，高俊开口说话，身体日渐好起来，也日渐变得活泼开朗。

　　“他们是我的孩子。”张颖说。而类似于高俊和米化龙这样受到张颖等照顾的孩子，在阜阳，还有500多个。他们都是艾滋孤儿，其中20多人本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他的则是父母感染艾滋病。

　　被改变的村庄

　　张颖第一个救助的艾滋孤儿是楠楠。“那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张颖说。当时在阜阳商界已经相当知名的她因为生了孩子而比较空闲。一次，应阜阳市分管副市长之约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教授前去一所孤儿院了解阜阳孤儿情况。看了之后，肯·约翰逊突然提出要去看看在家的孤儿。在楠楠的叔叔家，张颖第一次见到她，“我一下子惊呆了，头发乱乱的，满脸都是疮，耳朵流脓，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说话她根本听不见。”

　　当时，副市长和她闲聊，说可以成立一个协会来关注这些孤儿。张颖一口答应了，“那时我也正闲，办协会的初衷倒是想以后朋友们聚会好有个由头。”

　　于是，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注册了一个民间组织。原来定的名字是“阜阳市阜爱协会”，但是民政局办事人员告诉她，这个名字前面是重复的，“我想一想，就叫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吧。”

　　张颖很快发现自己揽上了一个丢不掉的活儿。肯·约翰逊回国后给楠楠寄来了治疗艾滋药物，但是要人带她去北京做检查。“那是2003年的腊月二十六，别人都忙着，而我又是个会长，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楠楠登上了往北京的火车。”

　　但是，这个时候的张颖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我也害怕得很，当时我不懂啊，出发之前还在想，万一把我也染上了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当楠楠进了医院，张颖跑到洗手间，拼命洗手。

　　然而，当从北京回来，张颖变了。“那时我刚刚做了母亲，和楠楠在一起那么些天，真的生出感情来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因采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们开始进入发病期。统计数据表明，至2004年，安徽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57例，发病人数1314人，死亡430例。而在阜阳市，就有感染者1068例，发病人数500余人，死亡227人。据阜爱协会的调查，由此造成这个地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有2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有800多名。

　　一幕幕痛彻人心的惨剧正在发生。11岁的黄新雷回忆，父亲临死前躺在当厅(堂屋)里，对三个年幼的孩子们说，“我只剩一百块钱了，除了一百块钱我什么也没能给你们留下，你们一人从我身上咬一块肉走吧！”

　　阜爱协会为此制定了救助方案，本身受感染的艾滋病儿童，每人每个月救助400元，未感染但是受得艾滋病的父母影响的儿童，每人每月救助100元。黄家三姐弟很快得到救助。

　　消息传开，更多的艾滋孤儿也被送来。“那些原本隐瞒自己得艾滋病的家长，也开始向我打听情况。”向张颖“托孤”的一幕在那一年不断出现。

　　开始，张颖只是怀着尽自己的力量救一个算一个的想法，除了朋友们支持的两万块钱，以及青岛圣元公司支持的奶粉，别的都是自己在掏腰包。但很快，她发现单靠一己之力无力支撑。“于是我就开始申请各种项目来筹钱，我原本是在外交学院学英文的，10多年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张颖说，2004年协会花去40万，2005年花去80万，基本处于艰难运转阶段。但是2006年，协会的运作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我们从未搞过一次募捐，目前资金来源除了社会上的少量捐赠，主要是靠向国际国内的机构组织申请合作。”

　　但此时，她开始遭受一些非议。米子说，那个时候因为艾滋病协会，丈夫一度对张颖非常不满。

　　但是另一些责难来自社会。在一位著名的民间防艾人士眼里，张颖是“一个做生意赔了的外省中年女人，后来自称大学毕业的成功女性”。更有媒体称之为“双面”艾滋妈妈，认为她在吃艾滋病饭。但是，当地卫生和民政部门查账后却未发现张颖在财务上的问题。

　　民间机构的介入，在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救助艾滋孤儿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之前，尽管政府已经介入，然而在发钱发药之余，村委会对艾滋病更多采用了不管不问的态度。村干部早就不去艾滋病人聚居的地方了。以前有事宣布就在村子没病的这头对着有艾滋病的那头喊话，有喇叭了，就改用广播。

　　但是，张颖的努力日见成效，“一个城里人，还是大老板，都和艾滋病孩子那么好，又拥又抱的，看来艾滋病确实不像想的那么可怕。”当地村民说。

　　也就在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增加对艾滋病的关注。2003年9月22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会议上向世界做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 2004年11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主动与艾滋病患者握手。

　　而阜阳也逐渐在4个县建立了“艾滋病防治综合示范区”，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并给予一定的补助。全球艾滋病防治项目也把目光投向了阜阳，经费达到9780万美元。

　　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严伟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整个阜阳市已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配合的综合治理局面。据悉，在阜阳参与艾滋病人、艾滋孤儿救助这一工作的有两方面机构：官方的和民间的。官方的为政府相关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疾病控制中心等)和村委会、村级党支部两层，民间组织除了阜爱协会，还有英国儿童救助会、克林顿基金会、香港智行基金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