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农民工将产生人大代表看制度之“厚道”

　　国际在线消息（驻宁夏记者 许新霞）：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3月8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根据草案有关规定，我国将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

　　相信看到这则消息，在各条战线上辛苦劳作的农民工兄弟们会为之振奋，干劲十足。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条消息让笔者想到了一个因电影《手机》而颇为流行的词——厚道。厚道者，待人诚恳，能宽容，不刻薄也。这一草案规定充分张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厚道。

　　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短短十多年间，其数量迅速增加到近两亿人。然而，这个群体自产生起，就恰似当今世界格局中的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数量庞大，声音却相对弱小。在农民工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权力保障却如同他们的身份——始终游离于城、乡之间。农民工兄弟将当选人大代表，不仅意味着广大农民工群体的表达诉求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权利诉求将会更快地上达传递。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大代表结构体制走出了创新的第一步，让“第一手”的真正的群体权利代言取代长久以来的主要由机关干部、官员和社会精英等组成的人大代表通过调查所取得的“二传手”代言，实现了群体权力诉求人和受益人的一致，更直接、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的深刻内涵。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被打破和农民工涌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如“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之间的辩证关系，很难说清孰因孰果。总之，这一庞大群体的逐日形成一段时期内带来了部分所谓“城里人”的心理慌恐，他们在充分享受着农民工带来的便捷生活的同时，却从小到一个眼神，大到入学、就医等社会观念和制度上歧视和限制他们在城市的发展空间。

　　实事求是地讲，农民工因其流动性强、监管难度大等客观原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城市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纵观近年来决策层对农民工的关注：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这次大会的报告；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初，出现在浙江宁波市江东区和重庆沙市区人代会上的农民工代表的身影……这一切都说明无论是国家决策层、部门决策者，还是地方政府都正以一种“厚道”的态度对待农民工这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新型社会群体。

　　笔者以为，在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社会，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部门科室里的规章制度，其本质都该透着人民代表大会向农民工敞开大门般的“厚道”。正如先贤孔子所言：“泛爱众，而亲仁。”这与现今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如出一辙。公众有诉求，制度就会有所体现。制度体现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就会相应得以提高。由此，制度的作用也就实现了从“管理、约束”到“关怀”的转变，国家机器随之就会运转地越来越顺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与人之间如此，制度与它所约束的社会成员之间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