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人代会故事

　　她今年79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同时她又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因为她参加了我国建国以来全部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就是申纪兰，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她成为我国人大历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过去五十年时间中走过的非凡人生历程。从25岁开始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第十届人大代表。

　　本届人大正在召开其最后一次例会。到本届人大任期结束之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开了整整十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记者采访了众多亲历者，与读者一起翻阅、追寻那些历史镜头的故事。

　　3月5日11时30分，79岁高龄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人群中慢步走下人民大会堂的石阶。

　　在那个曾经让撒切尔夫人失足摔倒的地方，申纪兰总要习惯性地看一眼东北面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想起53年前的情形，老人心情激动。

　　1954年9月的一个早晨，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女青年申纪兰，穿着连夜缝制的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骑上毛驴去见毛主席”。

　　从村子到长治，山连山、沟套沟，毛驴走了7个小时，火车又把她带到北京，柯罗莎大客车把她和其他代表送到中南海，在那里，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

　　她是那个时代的“知名人物”，在全国大红大紫。可是，“选举”对她来说是个新词。

　　她回忆说，第一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不知道怎么去选举国家领导人，村里所有人都说：“你去了只管选毛主席！”

　　在那次会议上，一千多名代表审议通过了新中国宪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国家领导人，使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那场意义深刻的选举被她概括为“投了毛主席一票”。对于53年前的申纪兰来说，见到毛主席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就哭啊，和刘胡兰的妈妈抱着一起哭”。

　　如今的申纪兰行使人大代表职责早已驾轻就熟，回首望去，她是走出人民大会堂的人群中惟一陪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走了十届风雨历程的人。

　　经历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申纪兰道出一个朴素的道理：半个多世纪来，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较好的年代，就是她的好日子，也是全国人民的好日子。

　　透明的力量

　　3月5日上午，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申纪兰一点不累，相反，她长时间地处于兴奋中：“总理说得太好了，特别是说农村的问题，我们农民没想到的总理都想到了。”

　　申纪兰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在广场堵截自己的外国记者比以往多了起来。”这是中国实施境外媒体记者采访新规定后，境外记者的“第一场盛宴”。

　　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中说，放开两会限制，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姿态，将自己的政策制定过程摆放在众人面前，说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透明和强大起来。

　　这些外国媒体还敏感地发现，对比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直到全国人代会闭幕时的3月15日才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次全国人代会开幕第一天就已公布全文。

　　换句话说，如果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出一定修改，将会作为代表们的“劳动成果”体现出来。这被看做是中国政府作加大透明力度的尝试。

　　在两会前夕，新华社全文发表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强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这篇被看做凝聚各方共识的文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政治语汇作了重新阐释：“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文章还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能使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温家宝总理讲话的背后所体现的精神和普通代表申纪兰的心情类似。

　　“中国第一堂”的经历

　　而申纪兰在2007年的心情和五十年前颇为不同。1959年初，二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从中南海的怀仁堂迁到了人民大会堂。

　　此后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在此召开，这个“中国第一堂”成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在地。

　　申纪兰记得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自己被大会堂的恢弘震慑住了。

　　申纪兰每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都像走入一种记忆：东门后面的那个大厅，摆有许多桌子，代表们正式开会前，就在那里休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二楼和三楼；进入东大厅有五座大门，再往里是万人大礼堂。

　　万人大礼堂穹顶中心有红宝石般的五星灯，周围辐射出70道光芒线，曾让申纪兰目眩，大灯总共有40片“葵花瓣”，申纪兰似乎熟悉每一片。

　　大会堂像迷宫一般。比如各厅的分布：湖南厅紧靠主席台，可以方便毛泽东在自己的家乡厅休息；北京厅、上海厅等直辖市厅一般有五百多平方米;其他省份的厅室一般也有四百多平方米，当时并没有建香港厅和澳门厅，港澳回归后，直接由原来的其他大厅辟为现在的两厅，有一千多平方米。

　　申纪兰也许是对此最为熟悉的代表。但她强调，半个世纪以来，记忆又一次次变化。而这变化，关乎着人大——也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这十届全国人代会中的历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刚刚转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运动导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不能按时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推迟了三次，与第二次会议间隔了23个月。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秘书长刘政回忆：在那个非常时期，当时宪法规定的一些职权的行使受到影响，如年度计划、预算等一再变化，拿不出东西来交给人大审议。立法工作也基本停顿，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

　　走进新时代

　　1966年7月7日，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没有经过讨论就通过决定：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改期召开，会期另行决定。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三届和四届人大只召开过一次会议，地方人大机构被“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前主任程湘清透露，上世纪80年代彭真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曾认真反思人大制度为何遭到破坏，并认为这主要是制度问题，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表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但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程湘清举了两个小细节的变化，原来人代会的宣传都是用通稿，让搞宣传的部门发到各报社就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提出，不要搞成一个样子，千人一面，应该允许各报自己报道。

　　然而即使允许记者自由采写报道，有的成规也一时无法改变。原来的会议名称都必须用全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王汉斌觉得这非常繁琐，过于形式主义，要求媒体报道要简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合理的变动，也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得以改变。

　　长期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都不固定。“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10月份外，其他11个月都开过人代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说。

　　“有几年11月、12月开人代会审议年度计划预算，都到决算的时候再做预算审议的事情，没意义。”程湘清说。

　　上世纪80年代，这一问题开始改变。1983年、1984年一般在五六月份召开全国人代会，经过十几年的逐渐调整，在李鹏同志出任委员长的时候，人代会固定在每年3月5日召开。

　　浦兴祖说：“按法律规定，全国人代会必须在一季度举行。经过摸索固定在3月5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程湘清认为，有了程序才能规范，规范之后才能形成制度。民主的道路是渐进式的，“以后有条件的话，人代会应该放在1月份开，对政府计划预算的审议才更有效”。

　　1982年修宪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人数控制在3000人以内，相关民主制度建设亮点也开始出现。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相关法律，将有关选举的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

　　1980年9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团的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等人提出质询，这是人代会历史上首次质询。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八二宪法”的时候，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李尚志第一个报道了中国人代会历史上出现弃权票的现象。有人曾要求他拿掉有关弃权票的内容，但最终请示了更高领导人后，获准刊出。

　　李尚志还曾捕捉到一个细节：1990年4月3日下午，大会工作人员核对出席人数准备分发选举票时，计票工作人员发现台下会场里有位代表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便说：“有一位代表没有坐到自己座位上，请这位代表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正离位同其他领导人说话的江泽民同志立即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有位工作人员对他说：“刚才计票工作人员讲的不是您。”江泽民笑着说：“不是说我，我也应当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作了很多民主尝试。

　　在公众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当时讨论破产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黄金时间实况转播常委会审议情况，在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展开激烈辩论，“当时影响真大啊！”程湘清回忆。

　　人大磨砺监督利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已于2007年1月1日施行。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良莠的重要标准，重要的在于监督机制是否健全与完善。

　　相比程湘清在任时曾经负责的监督法草案，这部正在实施的法律有很多不同。程湘清认为，监督法在反馈制度、预算监督和对“两高”司法解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正在前行。程湘清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正按胡总书记的指示，研究人大和党委的关系，而这是人大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题目。

　　申纪兰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也不识字，别人告诉她选票上毛主席的名字，她就认认真真地在后面画圈。

　　“当时好多农民都是文盲，哪像现在那么多代表都是大学生。”申纪兰说。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