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不明成贪官免死牌”

　　人大代表和专家做客“两会热点”在线访谈，认为有法不依是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希望通过反腐败立法，理顺司法体制，打造反腐利剑。

　　本报讯（记者王姝）本次两会，反腐立法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焦点议题。昨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做客本报与新浪网联合推出的在线访谈，就如何立法解决腐败的根源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有法不依”纵容腐败

　　迟夙生认为，《刑法》已对腐败案件的量刑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因贪污5000元被立案定罪的官员很少，有的官员因在大案侦破中“坦白交代”，贪污数额达10万元都未追究。她表示，有法不依，纵容了其他高官的贪污胆量，是导致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表示，现行法律惩治腐败有一些漏洞，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额标准是30万元，但该条法律已成为高官逃脱处罚的手段，“明明是贪污受贿所得，金额成百上千万，只因无法查实贪污受贿的确切证据，就把全部所得都归入‘来源不明财产’，本来可以判处死刑的案件，只能判为10年以上徒刑”。

　　高薪未必养廉

　　张卫平说，导致官员前赴后继、冒着杀头危险腐败的一个原因是：薪水过低，住房等待遇无法保证。他认为，预防腐败必须采取的一项举措是提高公务员待遇，使其不会轻易拜倒在金钱之下。

　　对此，迟夙生认为，与农民、城市低收入群体相比，我国现在已经高薪养廉。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提高公务员力度，而是加大惩治力度，理顺反腐败机制。

　　反腐理顺体制最为关键

　　三人一致认为，仅依靠一部《反腐败法》，并不能杜绝官员腐败。汪玉凯认为，腐败已带有制度性、体制性的特征，因此，根治腐败，政治体制改革是成败关键。只有确立相关的现代机制，才能从最核心的吏治和司法层次上遏制腐败。

　　观点碰撞

　　法官社交活动应设“隔离带”

　　法学专家认为司法腐败、吏治腐败是最核心的腐败

　　迟夙生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

　　汪玉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张卫平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观点1

　　不少腐败案带有明显体制性特征

　　新京报：腐败已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最痛恨和最不满意的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制定《反腐败法》是否是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迟夙生：目前，一个原因致使贪官污吏不好查处。我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钱，不是由国家财政统一、垂直拨款，主要靠地方，吃着地方的“皇粮”，再查地方官员贪污腐败，难度很大。现在实践操作中，也有移送制度，比如沈阳的慕马案。

　　张卫平：实际上，不是现行法律有多大缺口，关键问题是，能不能真正贯彻执行，这涉及司法体制和反腐败行政体制的问题，比如司法财政地方化的问题，人事制度、法官任免，都受制于地方。司法机关打击惩治腐败作用受到了影响。

　　汪玉凯：《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行为有很多规范，《刑法》对贪污受贿有很多要求，很多政策都涉及腐败，但很分散，不足以形成制度保障。目前的腐败案已经超出了个人行为，带有很明显的制度性乃至体制性特征，一弄出来就是一串，特别是一把手腐败，只要这个机构一把手腐败，绝对不是一把手一个人，而是一个体系。

　　观点2

　　“有法不依是导致腐败重要原因”

　　新京报：去年查处的贪官多达24人，国家查处力度很大，导致高官铤而走险贪污的根源是什么？《反腐败法》应如何预防官员腐败？

　　汪玉凯：近几年，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前面腐败了，后边为什么继续腐败？一边提拔，一边腐败？原因在于，权力没有找到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我们的监督过多相信人们自觉，把宝押在自觉上。

　　迟夙生：贪污贿赂案件和杀人、抢劫不同，它的“被害人”是国家的制度。杀人案死者家属会监督司法机关，但腐败案谁来监督？一个大的贪污腐败案，查实的数额达1000多万，但审查起诉时，数额层层减少，最后几千万变成几十万，谁来监督负责审查起诉的部门？《刑法》规定得很明确，贪污受贿立案定罪起点是5000元钱，但现在5000元钱真正立案定罪的非常少。按照规定，无论贪污还是受贿，5万元钱处最低五年刑期。十万块钱处最低十年刑期，但事实上，有的大案因“坦白交代”，10万块钱以下都不追究。这给其他官员传递的是什么暗号？既降低了惩治腐败的威力，又践踏了法律，这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点3

　　“高薪未必养廉，低薪肯定难廉洁”

　　新京报：如果公务员腐败问题未能解决，却又加了薪水，老百姓会不会觉得更加不公平？张卫平：落马国企老总大多创造了很多利润，因几十万、几百万被绳之以法。这是否表明，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应该考虑的是身份保障制度，比如法官身份保障，进入司法部门光荣，地位高，生活有保障，凭什么会为一个案子就牺牲自己一生的前途？

　　汪玉凯：高薪未必能养廉，但是低薪肯定难以保障廉洁。公务人员一定不是最高收入阶层，但肯定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而且有比较优厚的小孩受教育、医疗、住房待遇，没有失业危险。

　　迟夙生：与失地农民、最贫苦的老百姓相比，我国已经高薪养廉了。每年公务员考试，很多大学生争抢一个职位，就证明了这一点。

　　张卫平：现在之所以竞争公务员，不是因为收入高，而是因为有权力，有机会获得大量灰色收入。

　　观点4

　　“司法、吏治腐败是最核心腐败”

　　新京报：《反腐败法》是1999年的一号提案，之后有不少代表、委员一再呼吁立法。从1999年到现在，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有没有可能纳入立法规划？

　　迟夙生：除了有一个严厉的执法部门执行反腐败的立法，还要有一个部门制约执法部门，还要有部门发现、弥补立法缺陷。这都需要在立法中解决。

　　张卫平：立法应该划出一个隔离带，法官社交活动不能参加。现在不管做什么，所有地方的活动都要参加。

　　汪玉凯：《反腐败法》只是解决的一个环节，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体制层面改革，改革官员选拔制度。老百姓对官员有了真正选择权和监督权，官员绝对不敢肆无忌惮滥用权力。现在采取的措施还是治表的，体制的障碍摆在那儿，解决不了，期望从别的地方解决，效果也很有限。

　　腐败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涨价。第二，权钱交易、权力滥用、官商勾结。第三，司法腐败、吏治腐败，这是最核心的。这三个层次是递进的，一级一级，越来越到核心的地方。所以如果不从最核心的吏治和司法层次上遏制腐败，后面的腐败不可能解决，这是一个连带关系。要解决吏治司法腐败，没有体制层面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创立，我认为不可能解决。

　　本报记者 陈宝成 王姝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