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须制定《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

　　如今，尽管歧视作为一个概念，基本含义人们能够感知，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尚存争议。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中，曾给“歧视”下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定义：任何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作的区别，排斥或优惠；其结果是取消或有损于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从而构成歧视。

　　西方法治国家在过去100多年的人权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尊重人权和平等自由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加剧，社会结构激烈震荡，加之相应法规政策滞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歧视现象普遍而严重，尤其集中反映到就业与职业方面。

　　其一，就业歧视在所有歧视现象中，最为突出。近期由蔡定剑等学者组成的“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8%.中华医学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2%的乙肝携带者因为乙肝携带失去了理想的工作和学习机会。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也依然严重，如大学生周吉，在校时表现十分优异，仅仅因下肢行走时有点跛，说话有些含糊，求职两年被用人单位拒绝了上百次。

　　其二，因歧视导致就业及公务员录用矛盾也相当普遍、激烈，诉讼急剧增加。如外企沃尔玛性别歧视案，外企泰金宝集体辞退22名乙肝携带者引发劳动争议纠纷案；河南女大学生秋子，仅仅因头部比常人偏大，在就业时就被用人单位拒绝，引发“相貌歧视案”。

　　此外，户籍歧视、年龄歧视、体型歧视等，可谓五花八门。而有关就业歧视导致的诉讼案件或纷争与日俱增。但这类就业歧视在诉讼时，受害者却经常面临维权于法无据的尴尬。

　　四川大学法学教授周伟代理过十几起就业歧视诉讼案，发现这类就业歧视诉讼案很少能胜诉。

　　其三，我国对就业与职业歧视立法尚存不足。尽管《劳动法》和制定中的《劳动合同法》对就业与职业平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因无适当的配套制度与之共存，客观上难以执行。法律的缺失，致使就业与职业歧视愈演愈烈，其案例俯拾即是。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促进就业法》，虽然对反就业歧视有所体现，但它毕竟不是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律，缺乏针对性、独立性、系统性。而促进就业与反就业歧视并不是一回事，制定了《促进就业法》与再制定《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不矛盾，两者是部分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四，制定《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以专门的法律约束和消除就业歧视现象，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例如，美国目前有《雇用年龄歧视法》、《怀孕歧视法》和《残障人士法案》等，惩治年龄、残障、国籍、种族、信仰、性别等方面的就业歧视行为；英国贸工部2006年3月初向议会提交了“2006年就业平等（年龄）条例”，该条例涵盖了就业与职业培训领域，禁止直接或间接的非法年龄歧视；我国香港地区1995年成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监管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问题。

　　鉴于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纳入“十一五”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尽快起草《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提交讨论研究。因《反就业与职业歧视法》是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劳动平等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其地位属于社会类基本法律，应与《劳动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劳动合同法》等对应与配套；对受害者给予充分的司法救济，最大限度避免私力救济。与此相适应，放宽司法诉讼的准入条件。

　　□周洪宇（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