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模范的“过去时”与“进行时”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吴晶 李兴文 魏武)全国人大代表丁晓莲为一些老“劳动模范 ”的困难境遇，而心情沉重地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弘扬劳模精神”的建议。而与这些“劳模”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江西省民营企业家陈年代的 “春风得意”。

　　“有‘劳模’称号的一些老工人单位上不重视，社会上无人管。除了一纸奖状，几乎一无所有 。”丁晓莲说。虽然国家对劳模有一定的补偿机制，但社会上也一度出现过老“劳模”下岗后因手艺过时找不到工作而卖勋章的事。

　　陈年代创办的汇仁集团在全国制药企业名列前茅，2001年上缴税收1.65亿元人民币。全国

　　劳动模范是新中国创造的词汇和现象，代表在工农业建设的过程中，那些最值得称道、能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的社会主义先进或英雄人物。中国自1949年建国之初就确立了评选劳模的机制。此后每隔5年的5月1日，中国都要以国家的名义奖励“劳模”，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为国家做贡献。

　　上个世纪，从“铁人”王进喜和掏粪工人时传祥，到“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郭凤莲， 再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修脚女工于素梅，以及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这些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劳模”无一不是“老黄牛”形象，也就是无私奉献、不计报酬、做最苦最累的活。

　　上个世纪80年代，劳模的评价标准开始向对经济建设和科教文卫等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倾斜；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家开始在广东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登上“劳模”讲台。

　　“无论到什么时候，‘劳模’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陈年代在少年时代曾将“劳模”视为神圣。而今，他认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无愧于新时代的“劳模”称号。

　　“我们为国家缴纳税收、创造就业岗位。如果这部分人国家、社会不予以肯定，那社会还如何发展进步？”他说。同样是民营企业家的全国政协委员王翔说：“过去人们选‘劳模’更关注劳动态度，而今更关注劳动价值。这将使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好地释放。”

　　一些新类型的劳模也出现了，比如，在美国打球的NBA球员姚明也当选了“劳模”。今年61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邱娥国因在公安战线上的突出贡献当选“全国劳动模范”。他认为旧的普通工农劳模和民营企业家“劳模”的不同境遇，既体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出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不平衡。

　　姚明当选“劳模”曾引发了一些争议：计划经济时代的引导和奖励机制在经济体制多元、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面临挑战。舆论提出：如何把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市场经济模式更好地结合起来。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村村委会主任关润尧也是全国“劳模”，他时常想念18岁出任生产队长时，喊着号子带领农民下地插秧的情景。但更令他骄傲的是带领乡亲用5万元起家，发展出来一个资产十多亿元的企业集团。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现在更热衷于组织3000多村民网上选举，下一步他还想搞网上交易。

　　“‘劳模’在什么时候都是人民的‘保姆’，既要为人民流血汗，也要为人民想办法。这与过去的‘劳模’是一致的。”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城县徐家乡五帝村党支部书记吴木根根据村里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带领村民先后办起竹器厂、红砖厂等20多家企业，把村里年人均纯收入从不到千元提高到五千多元。2000年，他被评为全国“劳模”。

　　“当代‘劳模’的外延和内涵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吴木根说，“原来在农村当选‘劳模 ’的标准就是能种田、肯吃苦，自给自足，现在则必需具备带动大伙儿共同富裕的能力。这样的新‘劳模’在广大农村就会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向心力。”邱娥国强调，虽然“劳模”的标准在不断变迁，但中国要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