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解决“执行力打折”而继续披荆斩棘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李斌 程义峰 赵蔚) 正在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说，如何确保中央政府律令在执行中不被“打折扣”，仍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致落空的重要命题。

　　2006年，中国首次将执行力一词写进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到了2007年，“增强执行力”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人大代表赵志全认为，这说明，有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当面向温家宝总理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追求GDP片面增长，而约束性指标也约束不了？”赵志全批评说。

　　其他问题还包括：“环保风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了了之、土地“红线”一再被某些地区突破、社保资金“高压线”一再被人触动、

食品安全事故等老问题呼吁多年仍未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说，各自为政、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成为政令执行中的突出问题。

　　2006年，中国确定了5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的目标。然而当年降耗指标仅下降了1.2%，减排指标也未实现。

　　政府工作报告在解释原因时，指出除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偏快等因素，还存在“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

　　不久前，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82个严重违反环评制度的项目，涉及1123亿元，都是当地的大项目、大企业，被当地政府视作支柱项目，是地方财政的“钱袋子”，不少都得到了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一些项目虽然受到了环保和其他部门的处罚，却得不到执行。

　　有舆论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一些情况时，出现了“两面都说”的特点。比如，一方面，关于经济结构调整，讲国家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明显进展，被列为施政成绩；但另一方面，同样在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上，又“矛盾突出”，成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

　　分析人士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中央政府与一些地方政府在目标和行为上的“悖异”。中央早就提出不能片面地追求GDP数量的增长，要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存在“GDP冲动”和“攀比情结”，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认为：“以前的政策执行，靠的是理想信念，靠的是中央权威，但现在对地方或企业来说，更看重的是利益第一。”

　　分析人士指出，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说，地方政府唯GDP为上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利益一定程度分离，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因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地方政府便于通过控制这些要素的价格来增加收入。

　　这种利益后面，腐败的影子有时可以看到。任玉岭委员说，政府执行力打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公权受到侵蚀，部分政府权力成为少数官员的寻租筹码。

　　任玉玲提出：“要确保政令畅通，就必须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去年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力度，包括陈良宇、郑莜萸、邱晓华在内的一批违法违纪高官落马。

　　全国人大代表谭徽在表示，应该对那些我行我素、漠视中央权威的干部严厉处罚，但更为关键的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用正确的指标体系引导干部增强执行中央决策的自觉性。

　　分析人士还认为，问责不是确立中央权威的唯一方法。当前也需要加强协调合作，构建中央地方良性互动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关系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看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高度权威是否得以保证、持续、稳定和发展；二是看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是否得以适度、具体的落实。

　　赵志全代表说，解决“执行力打折”问题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深化改革，尤其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完善

宏观调控体系，强化产业政策导向。这样，地方政府的行为才会“合理化”，“不听话”的现象才会大大减少，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才可能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