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关注弱势人群是媒体责任

　　走近她，聆听她，体味强烈的职业道德感，以及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

　　敬一丹：关注弱势人群是媒体责任

　　本报记者 赵世龙

　　敬一丹

　　1955年生于哈尔滨。当过5年知青，末代工农兵学员，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节目主持人。连续获得3届“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全国政协委员。

　　得知《羊城晚报》想采访她，敬一丹爽快地约记者到央视18楼《焦点访谈》办公室。交谈中不时在几个办公室穿来穿去，和《焦点访谈》中心组的负责人一起审看半小时后即将播出的节目，推敲修改着片中的几处关键措词，一边抱歉地说：“这没把您当外人。”

　　在交谈中，敬一丹表述最多的，是“关键词”几个字。她的关键词，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有时是一句话。

　　看得出，她习惯了从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里，以一个资深媒体人的敏锐嗅觉，通过归纳整合分析，迅速把握整个社会或明或显的脉动。

　　关于民工潮

　　城里人一直“措手不及”

　　记者：作为两会代表，也是资深媒体人士，您今年的提案是什么？

　　敬一丹：我的关注点和《焦点访谈》的关注点基本重合。几年来基本上持之以恒地注视着弱势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前年的提案是吁请对农民工进行全面普调，因为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农民工人数到底是多少，有些摸不到底，数字也不统一。这是管理无序和失职的问题。去年我的提案是关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流动人群中的妇女生存状况。今年还是继续关注农民工。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始终关注这些问题呢？

　　敬一丹：是十几年记者生涯的积累使然吧。我在《经济半小时》就开始关注民工潮了。那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意识到从那前后时段起，中国进入一个很特殊的时候了。而自民工潮开始涌起，从铁路到各部门，开始产生一系列的措手不及。

　　记者：您所说的“措手不及”是指春运运力吃紧，还是民工潮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敬一丹：“措手不及”首先是城里人的直观感受。这成了年头年尾中国的一道特殊风景线。这么多年，我们的铁路、交通运输，在应付春运和民工潮时，一直处于无力疲累的状态。而随着打工潮第一代不再年轻，成长、结婚、生子，他们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户籍问题接踵而来。一下子全乱了，整个社会体系全乱了，很多方面处于措手不及的无序状态。

　　关于留守儿童

　　谁为成长的代价“埋单”

　　记者：您所说的是整个社会转型期所付出的成长代价。只是这代价完全让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这些弱势群体来承担，非常不公平。社会和媒体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敬一丹：我现在是以记者和政协委员的双重眼光在看问题。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社会体系、各职能部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措手不及了，但这种措手不及还是会不断出现。比如这些他们的孩子也在长大，第一代结婚早的农民工的孩子，很快就要面临高考了。他们当中的好多人随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的教育(农民工子弟在打工城市受教育)、高考(高考要求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考试)都很受现行体制的限制。就算他们回到了户籍所在地的乡村，但是，他们的心还能回到乡村吗？

　　记者：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体系管理职能的不健全，这么多年了仍然没有作好准备，旧的措手不及问题(如春运)尚未解决，新的又出现了。在这个社会，农民工很多时候都非常无助。

　　敬一丹：我曾经在四川邛崃做过采访，当时让父母在外地打工的孩子举手，结果全班一大半举起了手。全国这么多孩子，长时间非战争因素和在非战争时期被迫离开他们的父母，这现象很罕见，也很值得研究。他们付出的成长的代价，不知该怎么计算？成年人能真切触摸他们的心灵世界吗？

　　记者：您怎么看待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敬一丹：目前流动人口、农民工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无法融入城市文明，他们的精神处于空虚状态。我一直在想，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享受到城市文明呢？这是数以亿计的庞大人群啊！我特别希望再下一代别再出现这样的“措手不及”。

　　关于媒体姿态

　　有限空间作不懈坚持

　　记者：您说您多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能结合您的工作，谈谈一个媒体人和政协委员间的视角转换么？

　　敬一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一直处于不被重视或重视了得不到切实解决的状态，而留守儿童的生存、成长状态，就更不被关注了。2006年的春天我提出了提案，夏天就把它变成了节目(2006年6月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留守儿童》)。这算一个实践和转换吧。

　　记者：前几年朱镕基、李长春等领导来央视视察时，您都作为媒体工作人员代表，出席了见面会，并作了发言，呼吁舆论监督。关于新时期媒体的责任，您怎么看？

　　敬一丹：我认为《焦点访谈》就应该坚持舆论监督。这是它的生命线。但当舆论监督和某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影响到舆论环境，比如我们也有些节目遭遇“说情”，导致夭折。当然环境在变化，但变化不意味着放弃。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着微不足道的坚持，这是媒体人的责任，也是一种姿态。

　　关于“敬氏风格”

　　30秒浓缩20年功力

　　记者：我注意到凡您主持的《焦点访谈》节目，片首和片尾的评点风格很独特，形成了典型“绵里藏针”式敬一丹风格，你们自己的人也说“敬大姐出马，节目立马增色三分”，平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敬一丹：艾丰曾经把《焦点访谈》首尾各30秒的点评称为“演播厅里的红烧头尾”。别小看这短短几十秒钟，我在点评中很在意分寸和建设性，我认为它代表着媒体的姿态。平时是我和制片人一起定点评，前30秒一般是事实背景和相关政策，后30秒为点评，这是很考人的一个媒体人功课。你想想前后各30秒，能有多大作为，但访谈经常出彩就在这里。如果我没有20年记者的积累，是很难把握的。

　　记者：媒体的姿态很重要。也即常说的面对公众，再牛的媒体也要放下身段，不能高高在上硬性说教。那您主持有些什么心得和忌语吗？

　　敬一丹：我经常在一个字上、一个说法上磨很久。像《文化的力量》第一集里用了“大片”、“盛宴”这样的字眼，我都不同意，过于极端，最后改掉了。我主持新闻的忌语有“我们要”、“必须”、“应该”等，媒体应该少用祈使句，这样就不像媒体而像是政府发言了，姿态不对。我的新闻主持中也慎用“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