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浏阳市农村扶贫情感体验(图)

　　新的情况下，对农村扶贫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简单地推进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而是应该更多地去为贫困人口提供切实的保障，以帮助农民抵御负面的冲击

　　文图/首席记者 范亚湘

　　感激：欢送的场面像过节

　　2月10日，湘赣边界的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乡火厂村鞭炮阵阵，锣鼓喧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像过节一样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村部，村民自发组成的锣鼓队，敲起了锣，打起了鼓，吹起了唢呐，场面十分热闹。

　　这天是长沙市发展改革委员会、长沙市公路管理局对小河乡火厂村整建扶贫圆满交接的日子。当李坤星、毛传福、刘继荣、李勇等四位扶贫工作队员乘车离开的时候，村部前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送行的村民夹道相送，难舍难分的脚步追随着扶贫队员，工作队员诚心地谢绝村民送行，但村民再三要求硬是将队员送出村界……

　　小河乡火厂村是有名的老、少、边、穷地区，该村距长沙市城区160公里，是长沙最东端的山村。该村辖23个村民小组，1562人，442户，整个村子只有23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绝大部分村民都是小学以下文化。2005年初至2006年底，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将浏阳市小河乡火厂村列为建整扶贫村，长沙市发展改革委员会、长沙市公路管理局连续两年被列为该村的建整扶贫后盾单位。驻村队员进村后，除了宣传上级精神、定期访贫问苦、走村串户为村上的困难户、五保户解决温饱问题以外，先后还筹集600多万元资金，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新修了9公里水泥路，新建了一个有百户农民聚居的中心集镇，新建了一栋建筑面积达500平方米，集政务公开、技能培训、电化教学、信息传递、医疗服务、文化活动于一体的综合大楼……全村两年来农民人均增收1000元，并帮助该村制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湖南省教育厅驻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洪溪村建设扶贫工作队在春节前撤回长沙时也受到了与驻浏阳市小河乡火厂村扶贫工作队一样的礼遇。洪溪村位于芷江侗族自治县杨公庙乡东南部，是一个侗族聚居的省级贫困村，虽辖有10个村民小组，但全村人口只有747人，216户。在扶贫工作队未进村以前，该村人均纯收入仅792元，村集体经济3000元。经过两年的扶贫，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132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可达到8万元左右。

　　“村民确实从内心感激我们啊！”在洪溪村担任了两年扶贫工作队队长的湖南省教育厅

　　经验：扶贫关键在“扶智”

　　3月7日，贺照因工作出色荣立了二等功。“我觉得扶贫工作的关键应该是‘扶智’！虽然我们年年在派人下去，但我们毕竟不会在当地生活一辈子，农村要发展，还得依靠农民自身。如果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有所提高，那他们的市场意识也会跟着提高，这样一来，农民致富的思路就打开了……”

　　贺照在芷江洪溪村的两年里，从各方筹集110万元建设了一座装机容量100千瓦、平均年发电量50万千瓦时的水电站。“去年12月12日，洪溪家园水电站成功并网发电进入试运行。正是这个电站，每年可为村里带来近8万元的经济收入。村里有了这样稳定的长效收入，自然就能为村民办很多事情。”贺照话锋一转，“可能我身在教育这条线，如果说我这两年有成绩，我觉得是千方百计帮助农民改变传统落后的观念。通过我们扶贫工作队的联络，出资派10个文化程度稍高的农村青年到北京去进行专业技术的学习，此举既能开阔农民的视野，又使农民真正学到了一门实用技术。洪溪村海拔500米以上，过去农民只是种一季水稻，且产量很低。我们就动员农民种双季萝卜和红秀辣椒，仅此一项，农民增收很快！”

　　农村的经济条件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农民收入，扶贫工作队往往会引导村民种植经济作物。但扶贫工作队基本上是两年后就撤走了，并未去过多地考虑农产品日后的销路。由于扶贫工作队的时间关系，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眼前项目的实施，从而忽略了市场多变性，造成了对项目跟踪服务的缺失，农产品滞销。记者在芷江洪溪村采访时，正遇到一个农妇在田里收获萝卜，“今年萝卜收成好，就是卖不出去，不值什么钱！”她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扶贫工作队每批都有自己的一套计划，前任计划与后任计划大多没有连续性，使得前任扶贫工作队创造的已有资源流失，这种扶贫模式的限制，往往使村民的参与性很难激发出来。同时，一些扶贫项目前后连接不强，对村子的实际情况估计不足，扶贫工作队严格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完成工作，与村民真正的需求有些脱节，“前面工作队一个计划，后面工作队又来一个新的计划，这样，当地农民对我们的工作并不配合，在他们心目中，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实现制订的计划，与他们无关……扶贫工作是政府和当地村民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某一方的单向行为。”一位刚从农村撤回的扶贫工作队员说。

　　有村民就说：“在扶贫工作队来我们村的这几年里，村民的想法是希望他们能提供我们一些除钱之外，还能真正地让我们参与到其中去，但我们的意见他们往往不接纳，很难听取。”

　　反思：岂能“帮富不帮贫”

　　2月11日是农历的小年，这天，长沙市征稽处党委书记李吉顺对他两年前曾经扶贫的湖南省浏阳市蕉溪乡龙子村进行了回访。当年，作为驻村工作组组长，李吉顺带领其他两位队员几乎跑遍了龙子村的山山水水，“我们走访了每一户农户，1200多人口的村子，可以耕作的土地不到500亩，农民每年纯收入也就在1000元左右。经过考察，我们先募集资金修好了67公里的乡村公路。后来，我们帮助村里建了一个年产值过100万元的采石场，动员村民摆脱了单纯的水稻种植，在村里推广药材和烤烟种植……”

　　龙子村村民胡振怀老两口见到李吉顺后赶紧迎了过来。胡家5个人，儿子和儿媳都在外面打工，孙子在读高中，家里只剩下老两口。“我们老两口去年主要种水稻和烤烟，种水稻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种烤烟收入了18000多元……李书记，我们能有今天完全要感谢您当时动员我们种烤烟啊！”听到胡振怀的这些“汇报”，李吉顺特别高兴。但是，当他站在从龙子村正中经过的马路上环顾了一下整个村子后，一股忧郁便油然而生：“怎么这两年村里变化不是很大？刚做的新房子不多啊！”

　　胡振怀接过话说：“主要还是农民没赚到钱啊！”当记者问胡振怀是“你们老两口在家种田的收入多还是你儿子和儿媳小两口在外面打工的收入多？”这个问题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后才说：“当然是我们在家种田的收入要少得多，可以这样说，种田是最划不来的！”

　　记者注意到，现在已经有一些关心农村发展的人士在开始反思扶贫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由于脆弱性和低保障性引起的返贫问题是扶贫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性课题，新的情况下，对农村扶贫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简单地推进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而是应该更多地去为贫困人口提供切实的保障，以帮助农民抵御负面的冲击。“我觉得建设扶贫工作要着眼于建好班子，多动脑子，找准路子，把握发展的良好机遇，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制定好脱贫致富实施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一定要具有长效性和可操作性，否则，两年过后等扶贫工作队一撤走，村民还会走老路。”李吉顺不无感慨地说。

　　一位专门从事三农研究的专家在考察了湘西农村扶贫工作后说：“在考察中，我发现扶贫工作队采取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帮富不帮贫’，对那些条件好点的村民进行‘扶贫帮扶’，而对那些较为贫困的村民则除了送些钱和实物外很少过问，这样的行为跟农村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表现得很不协调……扶贫工作本身就是为农村的发展而采取的行为，但为什么村民的意见和想法在个别驻村工作队实施的过程中得不到体现？为什么就不能把‘扶贫帮扶’放在更需要帮助的村民身上呢？当然，对于扶贫工作本身而言，在较短的时间内采用‘帮富不帮贫’的策略能很快的见到效果，完成其工作效果的评估。但是，对于当地村民而言，这样的行为结果是让村里本来贫困的农户家庭更加边缘化，贫困的更加贫困，违背了扶贫工作的初衷。” (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作者：范亚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