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称游医等欺诈在中国已形成产业化

　　王海在咖啡厅里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今的生活。

　　3月15日下午2时，王海将作客本报“3·15维权大讲堂”，来济南与广大消费者交流反欺诈反垄断的酸甜苦辣。13日晚，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两会的本报记者和他进行了对话。

　　销声匿迹的背后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几年在媒体上很少看到你的消息，在忙些什么？

　　王海（以下简称海）：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营利性的，我在北京和深圳都有公司，像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主要是帮助企业做品牌保护、打击不正当竞争、调查同业竞争情况、受理案件等等；

　　另一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比如以前与别人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帮助协调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选举业主委员会等，此外就是2006年6月成立的“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主要做课题研究、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咨询维权、辅导培训等事情。

　　记：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边，你的精力更多放在哪一边？

　　海：最近主要放在非营利性工作上，尤其是到“3·15”的时候。

　　记：既然这几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反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海：首先是工作上的要求，公司接待的客户多是一些大公司，他们不需要宣传，很低调，帮他们调查一些事情也没有新闻价值。再一个，我觉得打假需要理性、建设性地发展，今后我们会更多地突出组织，淡化个人色彩，再成立的组织也不需要用我的名字，而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实很多案件背后都有我们在策划和提供线索，但不一定要露出水面。

　　记：非营利性的那部分现在有多大规模，如何运营？

　　海：固定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和志愿者，趋势是越做越大，非营利部分每年有外面提供的四五十万元资助，还有十几万元由营利性公司这边负担。

　　两毛钱也要维权

　　记：你说在美国

　　海：这种小事非常多，像我们一向反对的超市强制存包问题，这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强制存包的前提就是把每一个消费者都假想为小偷，而且不核对物品，这就使消费者丢了包也无法获得赔偿，在国外，消费者是可以随时把包提进超市的。前一阵我们就碰到了南宁一位消费者的投诉，他的包在超市丢了，说里面有钱包及雷达表，但超市一分钱都没有赔偿。

　　记：但现在即使把超市强制存包取消，也没有相应的替代办法呀？

　　海：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现在超市一再扩大场地，减少服务人员，这已经降低成本了，他们不能什么好事都占着，可以增加营业人员而不强制存包。

　　记：还有呢？

　　海：还有购买毓婷避孕药，需要发短信确定真伪，为了不买到假药，很多消费者都发过，虽然只有两毛钱，但厂家事先并没有说明短信价格和这是收费的，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

　　记：不过两毛钱的欺诈很少有人注意到，而且大多数人也不会为了两毛钱去维权。

　　海：两毛钱是不多，但不能欺骗，一个人两个人忽视了，但人多了，这就是一件挺大的事。我们不能只抓大的放了小的，小的不抓，大的也就丧失了。

　　欺诈已成为“产业”

　　记：听说你的课题还研究“民营医院欺诈行为”？

　　海：是，现在拼命打广告的民营医院都是骗人的，我们经过调查得知，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的利润是打不起广告的，病人到不正常经营的民营医院去治病就存在巨大风险。我认为，欺诈在中国已形成产业化，像游医、保健品、美容院、婚介、职介等等，都形成一种产业并且茁壮成长。

　　记：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以偏概全？在这些行业里还是有很多守法企业的。

　　海：绝大多数应该存在欺诈，这是我们从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有适合欺诈成长的土壤。

　　记：什么土壤？

　　海：比如说虚假广告，媒体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相关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没有受到外部监督，消费者得不到有效赔偿。

　　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从规则的制定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在制定规则、标准时，应该是各个利益团体代言人都能够参加，可现在在制定一些规则时消费者组织严重缺位，反而是由企业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要求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能更换物业，上哪儿去集合这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