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陆正明钮怿刘栋

　　着力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和执行权的正确行使。进一步强化对法官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加大对各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的监督力度，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廉洁。要完善法院内部监督制约体系，依法完善二审对一审的审级监督，加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监督，探索建立科学的再审工作制度。要以贯彻监督法为契机，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充分尊重和主动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在新的一年里，全国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让人民从“信仰清官”到“信仰法治”——访全国政协委员王曦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惩罚犯罪说到底是为了保障人权，但站在中国诉讼模式和司法理念沿革的角度来看，鲜明地标注出“保障人权”，表明我们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和需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法制委主任、上海交大法学院副院长王曦14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家在“司法公正”问题上关注的焦点，正从司法腐败这一结果转向司法过程中的“程序正义”。

　　司法公正，首先是程序正义

　　今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在这件司法界的大事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关注：为了配合死刑复核权的回收，最高法院要求各地法院要对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并且要逐步实现庭审录音、录像。这些庭审录像将在必要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死刑复核的参考依据之一。

　　庭审录音、录像的启用，给法官带来了压力，可以促使法官最大限度地把牢事实关、证据关和程序适用关，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事实上，不管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中，通过严格程序，最大程度减少法官个人因素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正成为我国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王曦说，法官的法律意识、程序正义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虽然“写条子”等现象还没有彻底杜绝，但司法系统内部抵御行政干预和坚持按程序办案的勇气、意识正在加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多数法官都能够自觉回避与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法庭外的接触。”

　　王曦指出，司法腐败问题的缓解与程序正义意识的增强密切相关：以前大家对司法腐败的批评集中于现象和结果，但现在对司法腐败的认识趋向深入。由于受前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我国一直实行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注重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主导者或主宰者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行政权与审判权不分：在诉讼中，法官大多习惯于事先阅卷、调查事实，而不重视庭审；在庭审中，法官经常采取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而不是由当事人双方或控辩双方实行对抗，从而导致在许多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是与法律打交道，而是与法官对抗，不可避免地引起公民对法院裁判公正性、正当性的疑虑；而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也习惯于在庭审前调查取证、阅卷，不仅导致庭审“走过场”，而且使法官能以“阅卷取证”为由而随意接触当事人及律师，为“人情案”或“关系案”的产生及司法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所以说，程序制度的公正和公开正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主要措施，更是让民众从被动的“清官信仰”步入主动的“法治信仰”的重要基础。

　　司法公正，要成为行政公正的堤坝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上升，是司法系统近年来碰到的一个大课题。王曦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行政机关仍然掌握有大量的资源和权力，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行政诉讼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特别是涉及到资源、城建和公安的‘官民矛盾’，急需寻找到有效的化解方法。”

　　王曦认为，从确保司法公正的角度看，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着重考虑行政行为相对人客观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二是避免影响到政府部门的行政执行力。“司法公正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堤坝”，站在这个立场上，王曦如此分析司法公正与行政执行力之间的关系：司法公正，是行政公正的堤坝。他说，如果没有司法公正与效率，违法的行政行为就得不到及时纠正，合法的行政行为也得不到及时维持，行政的公正与效率根本无从谈起。

　　王曦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探索行政案件处理新机制”颇感兴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赵大光把这一新机制称作“行政和解”，即依据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允许原告撤诉的规定，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建议由行政机关完善行政行为，补偿行政相对人的损失，由行政相对人自愿撤诉。

　　王曦认为，这一新机制可以尽量避免“官民”之间“针尖对麦芒”，降低了行政相对人的成本，减少了对行政资源的占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取得了“双赢”。

　　司法公正，彰显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

　　据了解，重要司法解释出台前，将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予以公布，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消息引起了特别关注，不少人认为，这意味着从立法层面上对程序公正的尊重，彰显了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对公众“信仰法治”的鼓励。

　　作为一位法学研究者，王曦对这一举措有着更为直白的说法：通过网络公开司法解释，为人民“得到”法律又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在他看来，让普通大众能够方便地“得到”法律是司法公正的大前提，“对于因为承担不起诉讼的经济、时间、精力成本，而‘够’不到法律的人来说，司法公正只能是空中楼阁。”

　　如何让更多人方便地“得到”法律？王曦对近年来广泛开展的法律援助十分赞赏，认为这一做法使得“刚性的法律产生了温度”，切实保障了困难群体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恰当地使用调解、社区法庭、简易程序，用较少的资源解决纠纷，可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公平。

　　值得一提的是，王曦提出了一个法官需要“角色转换”的观点。他说，法官在裁判时，应该是一个态度“居中”的角色，但在参与调解时，要转换成一个主动角色，“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和原则的基础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法官应主动给双方提出建议，以情动之、以理晓之，尽快促成双方的和解。”

　　代表委员热议司法公正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

　　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实施已经12年，相应的配套办法却未跟进，这不仅影响广大法官、检察官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责任主体，将法条中的“国家规定”、“国家另行规定”明确到相关机关，组织专门班子，抓紧制定并实施这些配套办法。

　　全国人大代表索维东：

　　我国法律中关于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围过窄，致使大量的商业贿赂犯罪难以追究。当前商业贿赂的形式越来越隐藏，而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无法满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加之缺乏相应的民事制裁手段，导致商业贿赂民事法律责任的缺位。商业贿赂行为侵害的是其他经营者的正当竞争权或公平竞争权，对受损经营者不规定民事救济权利，就会使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人难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向违法经营者主张民事权利。

　　全国人大代表袁承东：

　　目前，我国法院的证人出庭率平均不到10%。许多案件在初查和侦查阶段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应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国家应及时制定证人保护法。

　　全国政协委员王林：

　　法律援助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是困难群众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司法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困难群众打官司难、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建立，但一些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认识不够，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够，这种情况极大地阻碍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本报北京3月14日专电）

　　■相关链接追求司法公正的脚步

　　1999—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行以公开举证、质证、辩论、认证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

　　●最高人民法院实行裁判文书公开查阅制度，提高裁判结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最高人民法院推行诉讼证据制度改革，方便当事人诉讼，确保裁判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健全司法救助制度，使有理无钱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

　　2003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部署开展“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

　　2004年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对提起国家赔偿的请求进行确认，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

　　2005年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扩大司法民主，增强审判透明度。

　　●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以纠正刑讯逼供为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

　　2006年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

　　●各级人民法院加强对涉及城市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农民权益、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行政案件的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规范法官审判行为，约束法官业外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加强证据审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深化检务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