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在高端与草根的互动中焕发生机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5日10:38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3月15日电(记者魏武、吴晶晶、仇琳)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代会上,一群村镇代表的身影引人注目:有村民,有村党支部书记,有工厂职工,有居委会主任。

  而在远离北京之外,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则是田间地头荷锄的农民和厂房中身着劳动服的工人——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商人。

  他们这次北京之行有两个主要任务:把底层民众的声音带上来,把中国高层政治生活的动态传下去。“其实我们带来的问题很简单,都是些小事情,但这些小事情确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来自广东惠州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英说。

  21年前,七姐弟中排行老六的陈雪英在邻村一位姐妹的鼓励下,离开龙川县鹤市镇日新当村老家,来到惠州市信华精机有限公司做录音机装配工。数年后,这位打工妹因工作出色而升任现场主管。如今,她已连续担任两届全国

人大代表

  在同省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的游说下,陈雪英和来自中国各地的55名代表在一份建议上签了名,要求四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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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点钱对富人不算什么,但对工人和农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陈雪英说,“这是产生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民众关注了,我们就要反映。”

  来自黑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姜鸿斌说,“人大代表是民意上传的重要渠道之一。作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末梢神经’,基层民主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主全局的‘营养状况'。”

  他认为,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民众关系最为紧密的“小事”的解决,而且常常也能彰显中国式民主质量的,是县乡级人大、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草根议会”。

  “毕竟,与普通人生活攸关的问题,大部分要在这个层面解决。”他说。

  在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村,村民开展民主活动的规范化程度与许多中等城市完全相同。全国人大代表、罗南村村委会主任关润尧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村民们先在礼堂集中,听完候选人的演说后,在选票上写上自己满意的候选人的名字,“快的时候,选举结果一两个小时就能出来。”

  拥有三千多名村民的罗南村是中国最先进入富裕行列的村庄之一,人均年利税两万多元的雄厚实力使它各方面的硬件设施比较齐备。

  但在贫穷的内陆地区的村庄,很可能几条板凳、一条石桌,便是一个“草根议会”的全部家当,大小村务就在这里通过民主讨论而得到解决。

  关润尧说,过去老百姓不太积极,选谁都一样。现在说要选代表了,或者要选村委会主任,老百姓都积极参加。谁可以带领大家致富,谁的办法最多,谁办事公平,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就选谁。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说,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自己都会集中一段时间到村里调研,听取农民意见、建议,收集整理好带到北京来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可能的话甚至直接向总理、副总理报告。大会结束后回到村里,他则会把参加两会的情况通报给村民们。

  “尽管所处地区的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些形式各异的中国民主‘末梢神经'的良好发育,无疑是民主架构的第一营养源。”姜鸿斌说。

  “实际上,我们也在留心,两会上的哪些做法能供我们村借鉴和学习,”关润尧说,“毕竟,两者之间除‘神似'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形似'的地方。”

  此次人代会上,许多基层话题都与基层民众的生活有关。姜鸿斌说,“这是中国式民主可以实现上下互通、互相借力的重要方面。不仅有民主内容的通达,还有工作形式上的借鉴。”

  全国人大目前采用的执法检查办法,就是来自此前基层做法带来的灵感,“在向全国推行的过程中,这种做法又得到了很好的完善。”姜鸿斌说,这体现了不同级别人大在工作形式的良性互动和互补。

  全国人大代表刘来平认为,中国基层民主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较高层面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最后传导入中国最高层政治生活中,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全局发生作用。

  “比方我们进行一个关于农业的专项视察,就要走街串户,了解真实情况,通过我们,这些情况很快就能反映到国家层面上来,”姜鸿斌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链和责任链,国家的意志、代表的工作和人民的意愿在这里构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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