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者生存状态调查：流浪者都有心酸往事

　　3元一瓶的高粱酒，劣质的香烟，捡来的半张报纸，昏黄的路灯，匆匆而过的行人……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人民路眼镜城的门口，总有10来个蓬头垢面的人，从各个角落里抱出棉絮被褥，席地而眠。这个特殊的群体，人们习惯称他们为流浪汉。他们来自山西、河南、湖南和贵州等地，无论刮风下雨，广州眼镜城的屋檐下就是他们的家。

　　这样的流浪群体在广州有很多很多，特别在北方寒冷的冬季，他们都习惯南下广东，人民公园、海珠广场、一德路，甚至珠江新城的烂尾地，都能够成为他们在这个都市的栖身之地。

　　春节前后，记者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去调查都市屋檐下的流浪汉。我们的目的是，客观真实地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并找出诸多疑问的答案：他们为什么流浪？他们为什么春节不回家？在都市中他们靠什么生存？

　　自由，懒惰，散漫，没有追求，无可奈何？哪一个词是这个群体的整体画像？

　　眼镜城前

　　在眼镜城门口的流浪者中，有一个老年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带着京腔。大家都管他叫“老北京”。“老北京” 60多岁，穿着一件黄色的T恤，花白的头发，爱喝酒，别的流浪汉老叫他“酒鬼”。

　　“老北京”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他乐意给我们讲述流浪汉的故事，流浪汉的辛酸。

　　“老北京”自称祖籍北京门头沟，父亲是南下干部，于是举家搬到长沙。说得兴起，他还会冒出几句长沙话来。他自称父亲在世时是湖南煤炭部门的高官，他的母亲仍健在，住在他姐姐家里。“老北京”称还有一个女儿，去年刚从大学毕业，是湖南人事部门的

　　“老北京”说的这番光辉的过去，总让人觉得他在吹牛，在撒谎。然而，人们似乎无法从他的话中找到一丝破绽。也许这是一个已经说了千百次、完善了千百次的故事，也许这就是真的。

　　“老北京”还自称曾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来到了湖南省一家国有的煤炭企业当技术员。1984年，他辞职下海，卖槟榔，赚了钱。1987年，他和湖南株洲的一家企业合作倒卖钢筋赚了大钱。

　　“老北京”：老流浪汉也曾阔过

　　“老北京”说，1989年前后，他从株洲的工厂里运走了1800吨钢筋，“没有给钱就直接走了。”他很快地带过了这段经历。拿了钢筋，卖了钱，“老北京”在1991年到了上海，开始炒股。“炒股赚了钱。后来做期货，赔了。”

　　“老北京”说他那时候想到了自杀。“当时，株洲那家厂子已经报了案，我站在和平饭店的楼顶上，拿着一瓶二锅头，看着下面的车就像火柴盒。”他最终没有跳下去，选择了回家，但一到家就被警察抓走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债。

　　　“你问我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钱？这个……”蓬头垢面的“老北京”，犹豫了一下又笑了：“四五十万元吧。”1994年，他保外就医，回到了家。迎接他的是街坊邻里“异样的眼光”，妻子和他离了婚。于是，他来到了广州。

　　“一开始我卖盗版书，后来卖报纸。当时，我租房住，应该也挣了四五万元吧。不过，挣的钱差不多都还债了。”“老北京”被公安抓过，最多的一个月抓进去7次，“还要罚款”。“2000年以后，就不让卖了。”生意没办法继续了，钱也花光了。2003年，“老北京”被房东赶到了街上。“没地方去，没地方住，就睡到街上了。”

　　“老北京”已经在街头流浪了4年。白天，他出去捡垃圾，一天走十几公里。他说自己是比较懒的，有的人一天能走三四十公里。一个月下来，他能挣到三四百元。每天吃饭，就去巷子里的小店买份3元的盒饭，一天两顿。另外，“老北京”每天还要喝一瓶酒，3元一瓶的高粱酒。他不抽烟，也抽不起。一个月算起来，基本上剩不下什么钱。

　　“我们和那些乞丐不一样。”他指着旁边还在嚎叫着的残疾小伙子说，“像他们一家子，都是分季度来的。家里没什么农活儿了，就跑出来在外面待上四五十天。人家过年可是要回家的。我们是常年在外面睡的。”

　　快过年了，“老北京”说有点想回家了。 “在外面4年了，我从来没生过病。中间回过长沙，住在姐姐家。他们还专门买了电视给我看。我哪坐得住啊？浑身难受。还是现在这样自由，舒服。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老北京”现在一个月会和家里联系一次，也会和女儿说话。“女儿也知道我在这边睡街头。”

　　“老北京”说他现在准备攒钱回家。“我已经60岁了，也不太想在外面跑了。该回家了。”

　　“黎阿伯”：老广州露宿街头

　　眼镜城前，小小的流浪群体，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盘坐在地一声不吭的“老河南”，据说每周要买几元的彩票，中奖是他每天唯一的幻想。流浪十几年的“老刘”成天念叨着失踪了三年的儿子。

　　与这些人相比，黎阿伯讲起自己的经历时显得充满优越感。 “我家就在光复中路。”黎阿伯用手一指，说出的话让第一次听到的人惊诧不已。他说，二十多天前，因为房子拆迁，所以他搬出来住。

　　“春节我就回家过。”黎阿伯说，他有儿子和女儿，老伴现在在女儿家里住。“我和儿子关系不好，你也知道的，老人和年轻人总是会有矛盾的。女儿家里不方便住。而且我也喜欢在外面住。冬天，这里又不冷。”

　　黎阿伯还喜欢吹嘘自己辉煌的过去：“我是1951年当的警察，1994年才退休。你算算多少年，43年呢。”

　　不过，总有其他流浪汉揭黎阿伯的短，“他又瞎掰了，他都在外面好多年了。在家里呆不下去了，犯错误了。”听到这样的话时，黎阿伯总是挠着头回应：“胡说什么，你这个酒鬼。”

　　大桥底下

　　每个流浪汉的背后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这个春节，河南人老张遭受了流浪以来最大的打击，他攒了一年的7000多元积蓄，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除夕前一个晚上，老张神秘消失了。

　　“老张爬上广州大桥走了，那以后没有回来过。”负责广州大桥安全工作两年多时间的保安小蔡不无担忧地说：“那天很晚了，天气还有些凉，他所有‘家当’都没拿，当时觉得他的情绪不对，很担心他的安全。”

　　老张，一个50多岁的老头，来自河南驻马店。记者春节前到广州大桥采访时，这个体态微胖的流浪汉告诉记者，他在广州呆了七年了。 老张说，每年虽然挣的不多，但他从来不偷不抢，去年一年靠着捡垃圾挣了7000多元，自己算是一个打工的。

　　和老张境况差不多的，从驻马店过来的老乡就有200多人。这群老乡之间联系还比较紧密。经过先行者的指点，南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200多人之间点对点联系。在广州，他们大多数躺在街道上，常常被人撵走，晚上成群在一些街道上睡觉。

　　老张说，他们捡垃圾是有规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哪几个人在哪几条街道上捡东西，都是分配好了的。原来，老张一直在荔湾捡垃圾，半年前才搬到广州大桥的桥底。

　　老张：捡垃圾挣钱却不翼而飞

　　老张说，他捡的垃圾一般都是卖到南海，但现在南海不收他们的这些塑料垃圾了，东西都白捡了，就堆放在家中。辛辛苦苦挣了一年的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走了。

　　“我知道是一个老乡拿走了我的钱，但我没有证据。”老张捡起地上的烟头猛吸了一口，然后灭掉，等到烟瘾难忍的时候再捡起来抽一口。因为没有钱，回家过年的计划也泡汤了。

　　老张的思维非常清晰，只是谈起他家人，他就缄口不言了。他用砖头砌成了一个简易灶台，又到木料厂搜集了一堆木屑，还捡到了几个粉色的瓷碗，颇有居家的感觉。他在桥墩上拉了一根绳子，上面整齐地挂了些换洗的衣服。在灶台相对的地方，他搭建了一张地上床：先用油纸铺上一层，然后垫上一层烂褥子，他的枕头是捡来的轿车软坐垫。

　　老张说，每次他出门的时候，都会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褥子下的油纸，还在墙壁上写了几个粉笔字，告诉周边的游人不要在这里大小便。

　　春节过后，当记者再次来到广州大桥南侧桥底的时候，灶台旁的瓷碗被砸得粉碎，墙上的绳子也扯断了，衣服顺着墙边散在地上。

　　客村立交桥下

　　与“老北京”及老张等长期流浪汉不同，周国建是个短暂的流浪过客。

　　老周今年43岁，来自湖南浏阳市砰山村。他说自己的命很苦，结了两次婚，现在还是孤家寡人。第一次是

　　儿子打电话说不回家过年了，希望周国建能来广州。他坐上腊月初九的车就南下了。“听说儿子现在谈恋爱了，就当是支持吧。”对儿子的要求，老周从来都不打折扣，去年还凑钱给儿子买了一部4000多元的高档手机。

　　老周：一个父亲的短暂流浪生涯

　　老周一直住在10元的旅店里，腊月二十九日那天，他和儿子在老乡开的理发店里见上了一面。但除夕的时候，儿子却去深圳过年了，把老周一个人撂在了广州。老周虽然嘴上说“他有自己事情，我不介意”，但春节期间四处流浪还是让他心情好不起来。

　　交谈的过程中，老周一直眼盯着旁边的一个招聘纺织工人的广告。“我只会做点木工。平时就靠着打短工挣点钱。今天白天去了洛溪大桥那边做了点木工。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挣50元，有时候也可能一分钱挣不到。”刚来广州的时候，老周还花了80元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和一辆面包车发生了碰撞，三轮车也被没收了。

　　老周现在住在客村立交桥的桥底下，他认为这里要比住十元店好，还能节省一点钱。除了他自己，谁都不知道他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对于住在立交桥下的其他流浪，老周也懒得去搭理。因为他一直认为这里不应该是他呆的地方，流浪汉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在这座城市读书的儿子也让他有了陌生感，当记者问及周江的手机时，老周一点也记不起来，而对于女儿的号码，他却能脱口而出。

　　手记

　　关注流浪汉，始于春节前的一个承诺。

　　去年腊月二十九，广州北京路，漫天的灯笼把整个街道映得红通通的，人们忙着四处购买年画、金橘。那一天，我认识了流浪汉“胡子”，他在一个安静的巷子里孤独地吹着笛子，春节前的喧闹似乎与他毫无关系。“胡子”说，平日里他经常在大排档里捡客人的剩饭吃，过年了，如果能“大摇大摆地进一回酒店”，那将是他一年中最大的满足。我答应满足他这一愿望。

　　次日的晚上8时，当我到达北京路约定的那家酒店时，“胡子”早就在门口等着了。“胡子”带了两个流浪伙伴，他解释说，“大年夜更需要多几个朋友，不然想家的滋味不好受”。

　　“去，去，去，大过年的别影响我的生意。”当“胡子”他昂着头，大步走进酒店时，服务员仍像往常一样驱赶他。

　　这顿饭，“胡子”和他的流浪朋友喝了很多酒，说了许多平常不愿说的事。胡子”说，每个流浪汉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从他们流浪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在跟命运妥协，最后妥协变成了“习惯”，连幻想都没有了。“胡子”还说，“流浪汉不愿或不敢想家，春节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个“找钱的好机会”。

　　那顿饭一直吃到了深夜11时30分，“胡子”拖着醉醺醺的步伐离开了酒店，服务员一句“欢迎再次光临”，让他恍如隔世，他回头说：“肯定会再来，到时候你别赶我走哟。”

　　因为这顿年夜饭，我走进了这个特殊的群体。文／本报记者柯学东、李颖、杜安娜、廖杰华

　　图／本报记者骆昌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