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最牛拆迁房背后的公共利益之辩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闹得沸沸扬扬的“最牛拆迁房”已被重庆当地法院裁定拆除。事件中待拆一方被称为“史上最牛拆迁房”或“史上最牛钉子户”，新闻图片挺有冲击力，那房子四周地基都被挖空了，像个孤岛高耸工地中央。我看这“拆迁房”牛是牛点，可是说“史上最牛”多少有点夸张，因为那情形是开发商通过施工造就的，说那是“史上最牛施工工地”更为准确——把尚未拆迁的房子“开发”成这样，这才叫牛啊！

　　我不太赞成用“钉子户”这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来表述，而“拆迁房”这个中性的词语较为客观。这么“牛”的“拆迁房”出现在城市中，最需辩证地看。

　　先看积极意味。“积极意味”是两方面的：拆方与被拆方在顶牛博弈中形成这一局面，双方都具积极意味。拆方没有强行将那“孤岛之房”一举捣毁（而“一举捣毁”是轻而易举的），更没有导致直接冲突伤人死人，这多少有些积极意味；被拆方坚持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毕竟这是涉及上百万价值的私有房产，补偿安置方案未达成“妥协”之前不退却，这里的个体利益意识是重要的，因为个体利益得不到保障，公共利益往往也会成为一句空话。个体与集团能够一起博弈、“僵持顶牛”，这本身就有“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在。

　　博弈双方最终走上法庭，通过法律来调整利益诉求，这是更大意义所在。过去我们鲜见拆迁案件通过法庭来解决的，更多的是私下“解决”，有的最终暴力了结，这与法治文明相去甚远。20世纪利益法学创始人菲力普·赫克说得好：“利益是法产生的原因，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这里关键就在于法院要公平。

　　不言而喻，“和谐拆迁”是重要的，而公正的司法是和谐的润滑剂，私底下的“强制”和“暴力”是和谐的反面。最近印度就发生了征地流血案件，死伤多人，以致几百个开发区都停工。去年11月《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山东菏泽一拆迁户主因遭强拆在家上吊；听到死讯拆迁指挥部一领导当众说：“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气死的、吓死的、逼死的……”而前年8月央视“马斌读报”就读了一个报道：在上海一个小区，一“动迁公司”为了逼拆迁户尽快动迁，纵火烧死了房主年迈的父母，法院后来判处两名纵火者死缓。相比于这样的悲剧，“博弈谈判”和“法院裁定”的方式确是一种进步。

　　再看消极意味。该事情弄到“最牛”的地步，毕竟不算什么好事情，双方不示弱，实属“冷对抗”。而最大的利益是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的利益，“不让步”的顶牛死扛最终对谁都不利。被拆迁一方要想到，原本的私房作为营业用房，其价值成分不完全是房子本身构成的，比如临街店面房往往因街道而升值，但街道是政府投资建设的。所以，必要的让步是必要的，要认识到广义的、无论直接或非直接的“共同利益”（不是狭义的“公共利益”）同样也是自己的利益，否则“共同利益”是没有来处的。

　　所以，对于利益要相互尊重，这样才能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大的利益。这里重要的是政府和法院的态度，他们皆要公平公正，尤其政府不能“利益市场化、成本社会化；好处小众化、负担大众化”；政府协调双方利益，其实应考虑第三条路，深圳旧城改造就推出了新模式：“城中村”村民以宅基地入股，而不再是简单的“拆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