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生贤：我不怕丢官

　　对 话

　　周生贤：我不怕丢官

　　2005年12月1日，周生贤临危受命成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他如何盘点自己一年多的为政得失？如今他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采写/《小康》记者 张志

　　20061月8日下午，周生贤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小康》杂志的独家专访。

　　《小康》：您希望环保总局在民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

　　周生贤：环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列入议事日程，所以流传着这样一个话，“环保嘛，就是宣传起家，收费养家”；国内说我们是“三涩部门”，就是地位苦涩，关系青涩，囊中羞涩。

　　而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环保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调查的结论是，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史，所以环境问题必须跟经济结合考虑，环境问题才能列入应有的议事日程。

　　我当时就认为，搞好环境保护的“牛鼻子”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的关系，后来我就围绕这个问题做调查研究，给中央建言献策。在这个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央开了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 “制定了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环保资金从2006年开始，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相对有大幅度的增加。虽然时间非常短，但在很大程度上环保进入了一个、扮演了一个从综合部门进入宏观决策部门的角色，改变了前面那种尴尬的局面。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正逐步改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环保工作形象。

　　《小康》：这一年多来您觉得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周生贤：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约束性指标“没降反升”。

　　中央把GDP作为预期性的指标，而把能源和环保这两个指标——单位GDP节能20%，污染总量控制减少10%，作为约束性指标。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应急中心共处置环境事件159起，是2005年的两倍。但这一年执行的结果，约束性指标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升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作部署有问题呢？你看中央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们也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迎来的就是“不降反升”，所以这既是我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小康》：您是从基层老师、公社书记做起的，您觉得基层的经验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生贤：一方面，我在省里干了30年，在北京干了10年，过去30年我是向上看了30年，从下面向上看，调到北京以后我是从上面向下看，有好多问题才清楚。回过头来这样一看，过去有些事可以不那样干，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制定方针政策毛病也比较多，为什么执行的时候有些东西落实不下去，因为执行政策的过程当中，结合实际方面还有差距，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哎，我们现在都是抓落实不够，一个是抓落实不够，难道都抓落实不够吗？所以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当中出现了问题，这样“一上一下”才看清楚了。

　　《小康》：您怎么看讲真话跟官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你怎么处理？

　　周生贤：如果你把当官作为一个工作和为人民做事的一种条件，而不是一种可以追求的东西，你就会当的很轻松。你比如讲“不降反升”，我并不怕我丢官，我甘心在丢的时候，丢的活该，丢了我也高兴，但更重要的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不是说指标“光降不升”，和2005年相比，2006年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增幅分别下降了11.3%和4.4%，应该说成绩不小，可我更多地是考虑中国的环境状况必须要改善和提高。

　　《小康》：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您如何看这三个转变？

　　周生贤：三个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总理讲话时全国近12万人听了报告，用电视电话的形式传下去，全世界为此发了两万多条新闻，评总理这三个转变的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应该说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就根据三个转变的思想，制定或调整了现有的不符合三个转变思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充了一些规章。尽管现在做得远远不够，按我们的设计是三到五年清理完毕，现在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人说的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现在对此还是非常有信心。

　　《小康》：据我们所知，环保总局曾利用2个月的时间进行机关思想作风整顿，您怎么看待当前有些部门的机关作风问题？

　　周生贤：机关整顿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先进性教育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群众意见很大；第二个就是部分干部对“三个转变”不适应的问题。当时机关整顿的时候，先进性教育给大家承诺的东西有些没有兑现，比如说住房问题，几百户人没有房住。有一套房子，争得头破血流，这种问题特别突出，等等，都需要通过整顿来改善和加强。现在回过头来看，整顿达到了预期目的，基层的同志普遍反映总局的作风有了明显改进。机关的同志工作劲头也更足了，心气更顺了。

　　《小康》：您当林业局长时在中国林科院上了两年的研究生班，到了环保总局有什么打算？

　　周生贤：在林业局当局长时，开始的时候我几乎连什么是林分都搞不清楚，心里很着急。这样怎么能胜任工作，怎么与专家学者在同一平台交流？于是我痛下决心，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班上课，一直坚持了两年。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到环保局工作，这也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行业。所以现在我又在中国环科院进行学习，我加入他们的研究生班。我是去年的元月7号进去的，到现在已整整一年。记得那天是2007年元月8号，正是一个学期结束放假的日子，校长说，局长，从下一周开始放寒假，你可以不来了，开学的时候再来。我说好，他们说局长，我说这个不是局长，全都是你的学生，都应按学校的制度办。

　　《小康》：《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一书出来在国内国际均产生巨大影响。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利用节假日写出来的。您如何看自己的这部专著？

　　周生贤：这个书没有一个人给我帮忙，我不会打字，我都是写出来的，让他们去打。所以这个书要有艺术的语言概括，就是把真诚献给人民，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林业的热爱。

　　《小康》：但现在很多官员因为没有时间去学习，也没有时间写书。

　　周生贤：一天挤出来半个小时读书，你一年就可以读好多书，我就不信谁连半个小时都挤不出来。

　　《小康》：那您怎么看待学习呢？

　　周生贤：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你为什么要学习？你学习干嘛呀？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学习是为了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不是为了图虚名，搞学历。我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影响决策才学。比如污水治理这个东西不清楚，你不可能有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我学习的目的。记得当初在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班毕业的时候，中国林科院要授予我博士学位，我坚决不接受。学习要能坚持下去，学习要有三股劲：第一，读懂弄通靠钻劲，这也是我的经验；第二，长期坚持靠韧劲，我认为地方官就应该讲地方话，所以我在宁夏就讲宁夏话，到了北京也讲北京普通话。我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念一个文件要出一身汗，现在可以了；第三就是获得时间靠挤劲，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它总是有的。

　　周生贤推荐的3本必读环保书

　　《寂静的春天》——告诫人们不要自掘幸福的坟墓；

　　《增长的极限》——预言世界如不重视环保问题将面临的灾难性崩溃；

　　《只有一个地球》——没有环保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

　　最近我们把此书版权买回来了，我写了一个序，重新出版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把这几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

　　“从沉痛的代价到宝贵的觉醒，我认为人类痛定思痛的觉悟都集中反映在3本书里，这也是环保工作者的必读之书。”这位环保工作的领头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