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拖的日子

　　布拖的日子

　　即便是躲在洛觉，安学成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和当地的井子家族结怨，家门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安学成连打水都无法出门。此事被安学成的一个族叔安登银知道，就到井子家进行调解。

　　安登银同属沙马家，也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土司。安学成非常尊敬这位叔叔，每当见到安登银，安学成都要行叩拜之礼。安登银也一直非常照顾这位从小就成孤儿的侄子。井子家自然也了解安登银和安学成的关系，当安登银来到井子家门口时，井子家人以为安登银是来寻仇的，于是紧紧的将大门关闭。

　　没想到安登银在门外很有礼貌的喊话说，“井子前辈，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我是来调解的，难道你这个做长辈的还害怕见到晚辈吗？”井子家这才开门迎接安登银。在安登银的调解下，井子家和安学成的矛盾得到缓解。

　　这时，安登银又劝说安学成到布拖去承袭阿都土司的位置，但安学成还因为叔叔的死而心有余悸，推说自己的妻子得了重病，无法动身。安登银则以长辈的身份对安学成说，你必须去，妻子死了，由手下的百姓安葬，你呆在洛觉，和井子家关系很难处，不如到布拖去。

　　在安登银的劝说下，安学成动身去了布拖，在当地一些头人的拥护下，他承袭了阿都土司。这是1950年初的事情，至此，阿都土司之位已经传承了300年。

　　作为阿都土司，安学成管辖着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在教科书的定义中，土司被看作是奴隶主阶层的代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残忍压榨奴隶血汗，把奴隶当作牛马随意杀害的刽子手。

　　但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尔布什哈看来，这种认识却并不准确。事实上，在凉山彝族，残杀奴隶是非常罕见的事情，除非是奴隶犯了十恶不赦的罪条。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也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样尖锐，奴隶需要替主人劳动，上交租税，但也可以拥有财产，可以购买奴隶替自己干活，甚至奴隶的奴隶也可以购买奴隶。主人遇到与自己长辈同代的奴隶，一样要以长辈的礼节对待。在凉山彝族，只有那些出手大方，办事果断，讲求信用的土司才会得到拥戴。否则，不但手下的黑彝不服，就是奴隶们也可以主动要求将自己卖到别的地方。如果一个土司贪财暴虐，不但会名誉扫地，也很难得到手下人的支持。

　　由于岁月久远，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安学成当年是怎样一个土司了。但他同族的弟弟安拉提对他评价还是很高。他说安学成到布拖后，最忙的事情就是到各地去调解部族之间的纠纷，经常一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另外又有人来请他去。他就这样在阿都的领地中东奔西跑，很少有闲暇的时刻。他还记得，安学成年轻时威武的样子，个子高大，皮肤白皙，讲究卫生，注重形象，有时骑在马上还不忘掏出镜子整理仪容。

　　但无论如何，阿都土司到那时已经是最后的没落时光。安学成回忆说，布拖的官租原为96石，在都龙光的父亲时(即清末)，还能收齐全部，到了都龙光时只有一半。安树德掌位时，可以收到60多石。而到了自己，就只能收到30多石。

　　1957年出版的《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中也对这样的描述予以肯定，“解放前，尽管黑彝在表面上相当尊重土司，然而土司的虚架子已越来越不像样，可以说：解放前凉山真正的统治力量是黑彝而非土司。”

　　尘埃落定

　　当然，如果就此理解土司此时已经毫无权势，却也与事实不符。尽管权势衰微，但土司依然在凉山地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也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但由于长期与中央政权打交道而积累下来的经验，大多数土司们都还是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败亡是迟早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安学成也不例外。当1950年4月，解放军到达布拖时，安学成很快就将政权交了出去。此时，距离他正式继承阿都土司之位仅仅三个月。

　　安学成很快被送到西昌参加了民族干部培训班，随后跟随共产党的工作队，协助劝服一些彝族上层。1954年安学成还被选入川康少数民族参观团，第一次走出了大凉山，去参观重庆、上海、杭州、北京等城市。1955年，布拖设县，安学成当选为布拖县第一任县长。1958年，安学成又当选了凉山州政协常委。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晓义曾在1950年代末，参加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在州政协会议上，王晓义常常能碰到安学成。在王晓义的记忆当中，那时的安学成活泼开朗，非常健谈。有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要拍摄一部反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状况的纪录影片，需要找一个奴隶主出演抽大烟的镜头，但是经过民主改革之后，没有哪个贵族敢接手。摄制组犯难，找到安学成，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躺在床上就开始表演，还时不时问身边的摄影师，这样表演行不行？

　　50多年过去之后，安学成还依然保留有当年的风格，看见有陌生人来访，他会含混不清地说着“好，好……”，并不仔细询问外人从何而来，所为何事？在这个从前的彝族贵族看来，登门者就是客人，就要好好招待。

　　但82岁的安学成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一次醉酒后不慎摔断了双腿，让他瘫痪在床。年事已高带来的记忆力衰退也在困扰着他，对于往事，他只是能够回忆起断断续续的片段，他甚至很少能回忆起自己当土司时的情景。在有限的记忆中，父母的死、叔叔安树德的死，自己年轻时短暂的学校生涯，都是令他难以忘怀的。

　　在安学成的床头，放着一把玩具卡宾枪，他解释说是因为枪可以防止妖魔鬼怪的侵扰。“实际上，他是对过去部族之间的仇杀印象深刻，希望有安全感。”他的一位亲属说。安学成喜欢枪，但枪又的确给他带来过很多灾难，他的一只手缺少了拇指，也是因为年轻时擦枪走火造成的。

　　实际上，在他的一生当中，苦难原本就比富贵多。1958年12月，仅仅当了9个月政协常委，他就开始遭到批判，随后是取消一切待遇，只发基本生活费，并下放到政协农场劳动。在农场他开荒、种地、放养、拾粪，历代阿都土司从来没有做过的活，安学成都一一学会了。

　　文革期间，他还被揪回老家金阳去批斗，但金阳的百姓们似乎并没有红卫兵所想象的那样，对他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相反，人们分配让他修理石磨，这份相对轻松的活路，也让安学成熬过了最难捱的时刻。

　　即便是如今，安学成在故有的领地中依然备受尊重。有一年，当地政府举办火把节，邀请安学成去参加。当那些老人们看到安学成回来时，竞相邀请他到自家去做客，每当安学成走访一户人家，这户人都要杀一头牛来款待他。杀牛，是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实际上，这个往昔的土司已经老了，只能吃下去一小块牛肉，但对待贵客的礼节，却从来没有因为土司的老去而消失。

　　其实，安学成在家中反复给儿辈念叨的事情就是要遵守礼节，他自己也时刻恪守这些准则。无论是亲朋故友，只要到家中，他无不是倾其所有进行招待。

　　1979年，安学成恢复了政协常委待遇。每当召开会议，他提到最多的就是治安和医疗问题，而这也是安学成感觉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地方，他感慨说，“彝族互相不再打冤家了，老百姓生病也懂得打针吃药了。”

　　这个过去的阿都土司一点也不留恋过去，“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看到原来的老百姓都好，他自己也很高兴。”安学成同族的弟弟安格且说。的确，82岁的安学成不再是阿都土司，甚至也不再是政协常委。在家中，在亲朋好友之间，他只是一个慈祥的、时而清醒，时而喜欢醉酒的长辈。无论是土司的荣耀，还是政协常委的地位，对于这个老人都不再重要，正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到的：大地的摇晃走到远处去了。大地上飞扬的尘埃也落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