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贵族挑战中国计生政策

　　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曾火爆了当年的电视荧屏，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民的超生问题上。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另一个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办到了其他阶层无法办到的事。

　　他们，被称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贵族”，较之目前农村的超生问题，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

　　王利权的老家在距离温州市区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里。依靠一个服装厂，他目前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目前，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

　　超生问题在王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利权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

　　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

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

　　“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王利权说，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厂子办起来了，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王利权说，在办厂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设法生了第二胎。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政府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

　　章文彪说，目前公众对名人、富人超生现象非常关注，这些人物往往是公众人物，社会影响大，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

　　章文彪表示，对于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的措施，如果“不怕罚”，或者性质恶劣，将对其进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择日向社会公布。

　　浙江省计生委副主任宋贤能说，浙江对于名人、富人超生，除了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会抚养费外，还将征收其实际收入1~2倍的社会抚养费。

　　事实上，向超生的名人、富人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在浙江省早有法律规定。2002年9月3日出台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超生者个人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应按其超过部分的1~2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浙江省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认为，这一规定其实是针对名人和富人的。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为100万元，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两万元，则征收该名人富人的社会抚养费为192万元。

　　浙江省计生委负责人介绍，此次浙江省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有关人士分析，对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态度的升温，实际显示了《条例》执行的艰难和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从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的现状看，这几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其实并没减少。

　　去年，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迄今被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为生第二胎各显神通与政策玩捉迷藏

　　据统计，浙江省99个市、县（市）区几乎都存在超生现象。一些富人甚至带有“政治光环”者，超生二胎三胎，对其处理最多是交点钱了事。

　　不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计生委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富人超生问题时，这位从事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许多超生的富人就是用多种手段和方式与政策玩捉迷藏。而现在提倡文明执法，尽管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合法的，但其难度并不亚于以前的计生罚款。

　　“尤其不能忍受富人嚣张傲慢的态度。”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早前有位男士，因妻子怀了第二胎而多次被街道计生办事处的计生人员征收其迟迟未上交的社会抚养费。有一天当计生人员再次上门做其工作时，他竟从皮夹里抽出一张

银行卡扔到计生人员身上，并狂妄地说：“不就几万元钱吗，这里有10万元，你们都拿去好了！”

　　“别看这些人有钱，说话又牛气冲天，可真要向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大都需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做工作。”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一些既想多生孩子，可又不想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所谓富人、名人，大多就与政策法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与在机关工作的丈夫，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中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但惬意的生活并未让他们知足，原因就是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热闹”。于是，张红夫妇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很清楚违背国家法规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丈夫还是个有前途的国家

公务员，更不能以身试“法”。超生对于张红夫妇，不仅仅是单纯交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

　　最后，张红夫妇想到了一个极不“厚道”的两全之计——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于是顺利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是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

　　按照政策，张红的第二胎显然是“合法”的。

　　而像张红这样通过伪造证明来生育第二胎的，目前并不少见。而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高档小区内，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住户有不少。社区的标志成了一道高高的“法外墙”，阻挡了当地计生委的调查工作。

　　“以上这些事实很显然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处罚对富人超生现象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的吴春黎律师表示。

    超生者不怕罚背后是制度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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