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下降:好事还是坏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9日11:07 南京周末

  -本报记者 周益 实习记者 邓文锋

  【周末报报道】2007年3月24日黄昏,吉林长春狂风大起,黄沙立刻漫卷了整个城市。家家户户熟练地紧闭上门窗,在外行走的人也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是长春今年开春以来的第一次沙尘天气,而离这不远的通榆县正遭受沙尘暴的袭击。

  吉林、内蒙古、新疆、甘肃……自今年第一场大风沙尘暴于1月26日上午在我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县爆发开始,北方各省已多次遭受不同程度的沙尘暴袭击。

  不过,据气象部门3月22日发布的乐观分析,今年春季我国北方沙尘暴天气过程日数将有11至15次,较常年同期的平均19.2次偏少。而此前的3月18日,中国国家气象局局长秦大河更是指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沙尘暴呈现整体下降趋势。消息一出,特别是秦大河局长“权威性”的论断,立刻引来各方关注,我们离最终“战胜”沙尘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吗?

  可对于中国沙尘暴在“整体下降”的说法,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博导蒋高明却显得丝毫不敢乐观。当周末报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专访时,这个山东汉子正在家乡进行如何利用废弃的秸秆,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并减少环境污染的专项研究。他表示,虽然相信这个由国家气象部门根据监测数据得出的结果,但更担心在这个沙尘暴频度整体下降的趋势背后所隐藏的危机。

  “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光了,重的物质吹不动,沙尘暴自然就少了,可怕的是荒漠也变成了更荒凉的戈壁。”蒋高明说。

  沙尘暴中心的恐怖经历

  “恐怖,像是地球末日要来到了!”这是蒋高明当年被困沙尘暴中心时的心情,长年致力于生态研究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大自然的敬畏。

  今年43岁的蒋高明正值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他最近每年都要频繁深入沙源之一的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主要工作就是进行实地考察,参与治沙实践。

  蒋高明告诉记者,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那里曾经牧草肥美,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然而,由于连年的

超载过牧,出现了严重的退化。2000年,北京持续的沙尘暴引起了中央高层密切关注,共和国的前后两任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曾分别亲自沿着沙尘暴途经的路线考察沙尘源,来到了这片有5.3万平方公里的沙地。

  “沙尘暴让北京人尝够了来自草原的土腥味。还是因为它的沙,朱总理戏谑地称她为‘浑蛋达克’。”蒋高明说。

  2000年,我国为治理沙尘暴,紧急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了配合这一工程的科学实施,中国科学院同年启动了“浑善达克和农牧交错区退化草地恢复实验示范研究”的重大课题。而蒋高明则作为浑善达克腹地试验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该项目的全部过程。

  在考察过程中,蒋高明曾多次亲身经历沙尘暴,发生在4年前的那一幕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那是2003年4月的一天,蒋高明带领研究生来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境内的大查干淖尔盐湖附近考察沙尘暴。

  “这个大查干淖尔盐湖原湖泊面积237平方公里,总蓄水量约10亿立方米,与周边浑善达克沙地湖群形成约2万平方公里的湿地,是阻止沙尘入侵北京的重要屏障。”蒋高明说,“但是,2002年查干淖尔湖已经干涸,成为京津地区‘沙尘暴’的发源地。”

  “那天的风来得让人措手不及,尘暴陡然从大查干淖尔盐湖里腾空而起。”就在这一瞬间,蒋高明和他的学生们已经睁不开眼了。

  天空的颜色随着风力的变化,时而由黑变紫、变红,时而又由红变紫、变黑,似乎太阳也在拼尽全力和沙尘暴搏斗。

  “我们的肺里都是呛人的土腥味,夹杂着从干涸盐湖里卷起来的碱性物质。”蒋高明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和学生们只好手拉手、臂挽臂、弯下腰、低下头、抱成团……

  一个小时后,就当他们精疲力尽地陷入绝望的时候,风暴突然开始减弱,最后竟渐渐地停止了。

  一来一去,面对着一个个几乎不辨人形的“黄沙人”,从小受“人定胜天”教育的蒋高明切身感受到了大自然力量的恐怖。

  “人祸”要大于“天灾”

  这些在沙尘暴中心的亲身经历,也让蒋高明对沙尘暴如何形成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蒋高明强调说:“地面上沙子的裸露是近年来我国沙尘暴频发的重要原因。这个因素主要来自人对地面破坏,即我们常说的土地荒漠化。”

  蒋高明认为,产生荒漠化的原因无外乎天然和人为两种原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天灾”和“人祸”。蒋高明告诉记者:“客观地讲,近代发生的荒漠化,上面两个原因都是同时存在的,缺少其中之一形成不了荒漠化。就自然的原因而讲,形成荒漠化的天气条件或地质条件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干旱区中戈壁的形成就是强风、干旱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境内的八大沙漠,就是这样形成的。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人类。即使放大了尺度,全球变暖的原因里(干旱少雨加剧沙尘暴),90%也来自人类。”

  说起人类对草原的破坏,蒋高明更加痛心不已:“远的不说,近代的就有晚清开放蒙荒;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砍伐森林;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牧民不吃亏心粮’,开垦草原……但是,最大的破坏还是实行‘双承包’以来,这就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

  蒋高明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划分草场,并像农民承包农田一样把草场承包给牧民,草原的所有权归嘎查(注:蒙语,村庄)所有,使用权归牧民所有。当时,牧民可以分到两到三块草场,仍按习惯两季或三季轮牧,并没有建围栏。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牲畜的增加和草场的减少,以及草场使用权证发放到户,牧民们开始视承包的草场为私有财产,在上面盖房定居,在四周建围栏,以阻止其他牧民的牲畜进入自己的草场。这样,牧民就在各自的“自留地”里放养自己的牲口,草场也从原先“轮休”的状态转变为全年放牧。畜群在房子附近来回踩踏,草场得不到休养,定居点附近普遍出现沙化的迹象。围栏把原来的大草原打成了方格本。这样带来的恶果是,“人畜固定了,可沙子却流动了”。

  蒋高明认为,在上述政策影响下,再加上人口增加,干旱半干旱区生态急剧退化为沙尘暴肆虐创造了条件。事实上,锡林郭勒盟从建国初的20.5万人增加到目前的92万人,净增加约350%。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

生活质量的追求,牲畜数量更是急剧增加,从160万头增加到2300万头,净增加约1400%,这样使草地的压力急剧加大,超过了其极限。

  “以前供养一只羊需要77亩草地,可现在一只羊只有7亩草地来供养,草场压力净增加10倍。”蒋高明分析说,“于是,草原告急了,先是优良牧草高度越来越矮,产草量急剧下降,由原来的每亩产100~150公斤干草,减到不足5公斤;然后是物种变化,能吃的草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所谓的‘毒’草、‘杂’草;最后是土壤告急,大量的土壤因为失去草的保护而裸露出来,被沙化。”

  蒋高明说:“像浑善达克,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植被覆盖还是非常好的,那时候的流动沙丘(即容易形成沙尘暴的地方)的面积仅为2%左右,而现在达到50%,局部地区甚至达到了70%。”

  于是,当西伯利亚的大风吹来时,这些没有植被保护的土壤就被吹得远远的,形成了沙尘暴。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北方沙尘暴的沙源主要来自国外。对此,蒋高明则打了个比方:“即使沙尘暴起源于国外,国内沿途‘不安定’分子(退化草原、裸露农田、干涸的湖盆)的加入也是造成北方沙尘暴肆虐的重要因素。这好比农民起义,揭竿而起的是少数几个人,只有响应的人多了,才能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激烈的“林草之争”

  “蒋高明是个什么人,你认识他吗?”内蒙古林业部门某领导问某县副县长。

  该县长与蒋高明是好朋友,他还以为领导要向他打听一个“名人”,忙不迭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混蛋!”该领导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们县,把他撵出去!”

  这个“梁子”是蒋高明参与治沙时结下的,虽然如今他只是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来说,可在当年,因为挑战我国几十年来一贯的治沙理念,蒋高明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2000年冬天,蒋高明带着“退化草地恢复实验示范研究”的课题来到浑善达克腹地。他的第一印象是“雪茫茫一片,很多地方一根草也没有。”

  最初,蒋高明和他的同行围住了4万亩公用牧场,用传统的方式,设计了一层层的防护林带,建人工沙障,种柳树、榆树。还搞飞播,撒山杏、沙棘和沙柳的种子,花了五六十万,结果都失败了。“十几万元种植的防护林,最后都成了牧民们的柴火。”

  就在中科院的科学家们都感到困惑的时候,一个牧民儿子的发现给了他们希望。

  2002年6月,当地村支书乌日图的儿子胡赫图格到原来的沙窝子里玩,突然发现那里长出了草,有1米多高,但这不是蒋高明他们种的。蒋高明自嘲地说:“我们种的树没有活,而我们没有管的地方,却长出了高草。可见只要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禁牧,自然生态很快就能恢复。”

  随后,蒋高明和他中科院的同事在其他4个地方进行了实验。“2005年,大旱,外面的草长势不好,可我们的实验地里的草至少都长到齐腰深,更难得的是,专家们在现场还看到了野生动物,如狍子、野兔、灰鹤、沙鸡以及多种水鸟。”3年后,实验结果终于印证了蒋高明和同事们的设想: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

  当蒋高明得到这个结论后,立即进行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质疑过去治沙“以林为主”的思路,矛头直指“三北防护林”。

  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原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四大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取得成功,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

  蒋高明介绍说,“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巨大,水分、温度和风速等注定了这是个“童话”。

  蒋高明心情复杂地说:“我们承认大西北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明显地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对我国仍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的做法,蒋高明坦率地表示,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20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在那场被媒体冠以“林草之争”的论战中,蒋高明言辞激烈。

  蒋高明说:“至于造防护林这样徒劳无益的事为什么还在继续,我觉得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媒体上读到蒋高明的质疑声后,给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万本太做出批示,“请几位院士去实地考察一下”。

  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内蒙古院士专家生态考察团”对蒋高明负责的浑善达克巴音胡舒嘎查连续5年的生态恢复实验进行现场考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郑度研究员等现场考察了试验效果,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植物研究所的这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们的生态治理模式。

  但是,蒋高明的大声疾呼也得到了另外的“反响”。有关方面看到见诸媒体的文字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发给林业部门,林业部门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各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早在2003年夏天,蒋高明和他的同事曾批评了某位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后该言论被《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长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地方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于是,出现了前文的那一幕。

  不过,让蒋高明欣慰的是,如今在他的试验点上:“谁要牧民种树,根本不会有人听。”

  此时叫好为时尚早

  蒋高明一直在强调,治沙工作是一个庞大细致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耐心和信心缺一不可,而尊重客观规律是关键。”

  当蒋高明获知,我国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近五十年来我国沙尘暴整体在下降时,他反而忧心忡忡。蒋高明最为担心的是,整体下降的是频度,强度和破坏的程度却不见得下降,否则无法解释草原上被大风吹走的物质哪里去了。他在与记者讨论这个问题时,略带悲观地说:“也可以这样理解,虽然刮沙尘暴的次数少了(与强风起源有关),但每次的破坏力加大了(与地面植被破坏有关)。”

  “因为地面的情形是,大面积的草原、沙地、干旱半干旱区上的湿地都在发生着退化,这些退化也恰好发生在近五十年间,甚至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这三个原因是造成沙尘暴强度加大、危害加大的主要原因。”蒋高明语气里充满了遗憾,“如果我们采取了主动的措施将土壤‘捂’在了源头,沙尘暴次数减少了,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可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治理沙尘暴的道路还很远很远。”

  “沙尘暴的问题非常复杂,恐怕写几本书也说不清楚。”蒋高明话锋一转,“但有一点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沙尘暴带走的是宝贵的土壤。没有了土壤,生态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护土才是最主要的。”采访结束时,蒋高明的话更令人沉思,“我们不要盲目乐观地企盼沙尘暴结束的那一天,按照现在的情形和认识,如果北京等地真的没有沙尘暴了,那意味着草原或荒漠已经完全变成更可怕的戈壁了。”

  新闻链接

  席卷美国的“黑风暴”

  20世纪30年代,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罕见的沙尘暴袭击了大半个美国。当时,沙尘暴肆虐美国达10年之久,被后人称为“历史上三大人为生态灾难”之一。

  1870年后,美国政府先后制定多项法律,鼓励开发大平原。农场主纷纷毁掉草原,种上小麦。经过几十年发展,大平原从草原世界变为“美国粮仓”。但与此同时,这里的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表土裸露在狂风之下。

  1934年5月12日,一场巨大的“黑风暴”席卷了美国东部的广阔地区。风暴持续了整整3天,掠过美国2/3的土地,刮走3亿多吨沙土,半个美国被铺上了一层沙尘。仅芝加哥一地的积尘就达1200万吨。

  1935年春天,又一场沙尘暴再次震惊了美国。从3月份开始,大风在南部大平原上刮了整整27个昼夜,3000多万亩麦田被掩埋在了沙土中。

  在持续10年的沙尘暴中,整个美国有数百万公顷的农田被毁,农场纷纷破产,牲畜大批渴死或呛死,风疹、咽炎、肺炎等疾病蔓延。沙尘暴还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态移民”潮。到1940年,大平原很多城镇几乎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城,总计有250万人口外迁。

  在美国“土壤保持之父”贝纳特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很快通过了《水土保持法》,以立法的形式将大量土地退耕还草,恢复天然草原。短短5年时间,返林返草面积约占美国耕地总数的10%,达到15万平方公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共有144个。

  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很重视治理沙尘暴,他招募了大批志愿者到国家林区开沟挖渠、修建水库、植树造林,每人每月报酬30美元。1933—1939年,至少有300万人参加了这一行动。

  到1938年,美国南部65%的土壤已被固定住。第二年,农民们终于迎来了久盼的大雨,大平原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开始逐渐好转,依靠如此“人退”的方法,美国人在与沙尘暴的战争中获得了初步胜利。


发表评论 _COUNT_条
爱问(iAsk.com)
不支持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