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第三个综合改革试验区

　　谁是中国第三个综合改革试验区

　　　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近十个地区同时发力争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谁将成为第三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结果目前尚是未知数。“争夺”背后隐藏的除了各地对发展的渴望还有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甚至更直接的经济利益。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慎波

　　地区间的角力

　　“湖南一方面在快马加鞭，尽早争取国家将长株潭城市群批准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另一方面省内3＋5城市群也在抓紧规划兴建。”3月21日，湖南省发改委改革处处长黄吉向外界透露。

　　争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湖南省来讲已经是一个箭在弦上的问题，湖南省去年6月就向国家发改委申报设立长株潭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然而，与湖南省有着同样想法与举动的省市并不在少数。甚至这样的想法与举措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被放大了，众多代表与委员纷纷发言，为自己支持的“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候选地区鼓与呼。

　　一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争夺战已然全面展开。

　　“我们希望国家能将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3月3日，也就是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开幕的当天，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就行动了。当天，由胡彪牵头的联名提案——《关于将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提交到了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组。

　　3月5日，38位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务院建议：在武汉设立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一天，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也被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其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3月10，海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上书国务院，建议将海南列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作为一亿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郑州的发展事关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整体推动和中部地区崛起的全局。因此，把郑州设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向大会提交了3份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把郑州设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王文超认为，如果郑州设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的重大改革可以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进行突破性、原创性的改革，将有利于提升中原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推动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建议国家考虑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3月13日，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常委彭钊在本次政协会议发言时提出设想。竞逐“试验区”的还有深圳、重庆市、广州、三亚、成都……

　　缘何争夺

　　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近十个地区同时发力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其最后结果虽然尚未可知，“争夺”背后隐藏的除了各地对发展的渴望还有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甚至更直接的经济利益。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这里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

　　有专家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汉理工大学博导胡树华说，“试验区”将有一系列配套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正因为如此，很多省市都希望抓住这个机遇，搭上快速奔驰的列车。

　　胡树华说，过去的改革开放更多停留在经济层面，而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面临一些体制方面的制约，“试验区”就是探索通过更全面的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他举例说，比如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垄断行业垄断价格等，这些问题的根本还是体制问题。“试验区”的核心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寻找治本措施。

　　“无论是土地政策还是资金筹措的方式等内容，从规划到审批过程中，国家都将赋予试验区许多新的权限，以缩短程序。国家一些尚在探讨和研究中的政策，也可以在试验区内试点。”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认为“试验区”的政策意义十分深远。

　　尽管目前对于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否设立、何时设立还是没有眉目的事情，但是，各地争相抬高设立“新特区”的呼声。一方面是大张旗鼓为区域发展造势，另一方面，更是看到了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许多专家都认为，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说，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受政治、资源、环境、社会矛盾等多种条件约束的新时期，这就要求我们探讨新的发展路径、新的增长模式、新的改革模式以及新型的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试验探索。制度的创新、政策的倾斜、模式的再造，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需要以新的方式来阐释。而机遇和先机在已进行的改革中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不证自明、人人心知肚明的命题了。

　　武汉还是深圳

　　“争取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来各地在表达成为“试验区”的强烈欲望和乐观预期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第三个”的说法。甚至更有业内人士将谁将成为中国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量化比较，这其中深圳、武汉、长株潭、海南、北部湾的可能性被认为更大一些。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深圳已经不言自明地成为了“第三区”。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早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积极推进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受国务院委托提请本次人代会审查的计划报告中的话语。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深圳成为中国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有力的证据。

　　而对于其后的几个区域而言，尽管争相表明自己的优势，但其争夺的实力却是难分伯仲。据有关方面透露，中央可能在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四大板块各设1~2个“试验区”。而武汉及湖北方面似乎对其成为第三个或第四个“试验区”的信心更足一些。两会之前，武汉的很多媒体就已经将“武汉新区”的选题布置给编辑记者。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认为，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经济总量中部最强。另外，武汉的科教实力和区位交通优势，最适合制造业的发展。像天津滨海新区辐射“东北、西北、华北”一样，中部的“试验区”需要辐射华中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个“试验区”应该选在武汉。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认为：在上海、广州和天津的“金三角”的发展当中，武汉正起到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武汉这样一个综合试验区的建立，能够撑起中国的“腰杆子”，对整个中国的科学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就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7日，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湖北省42位全国人大代表和38位政协委员提出批准武汉成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又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已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关注，有关部委表示原则支持武汉成为“试验区”的建议。

　　更多的候选者

　　“国家级特区”给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带来利好是深远的。一些参观过天津滨海新区的重庆官员、学者，对那里因政策效应而聚合的产业集群，蜂拥而来的内、外资企业，均印象深刻。

　　而2006年12月15日初步定稿的《关于重庆作为新兴直辖市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的研究》报告，则将重庆“特区”定位为国家中西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这之前的4个月，重庆市政府委托的曾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做过战略规划的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做的《方案》，也提出了统筹规划一个以“国际临空技术产业城市”为特色的综合政策区域，将重庆打造成中国的第四个经济特区。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株潭城市群，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1290万。三市城区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综合体，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重点发展的城市密集区、“中部崛起”重点扶持的城市群。

　　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在向当地媒体陈述湖南“争特”理由时说，在长、株、潭三市进行综合配套试验，有利于打破区域体制机制性障碍，对中部地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示范作用。

　　而力主建立“沈北试验区”的人大代表则认为，开发建设沈阳沈西工业走廊，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而建成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的标志性骨干工程。

　　而一直高度关注海南建立“试验区”的分析人士则认为，作为省级特区，其在全国更具试验意义，其区位优势、环境优势、发展优势亦十分明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就是这样的支持者。

　　今年2月14日、3月4日和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分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会上，就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发言和专题建议，积极建议将北部湾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就是蒋正华的建议之一。

　　然而，有些专家和分析人士对地方对“试验区”的争夺却表示了质疑。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国华认为：优惠政策会给小区域带来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统一规划。中国已进入后WTO时代，新区、特区、开发区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弱，资本也越来越理性，不是挖个池子就能流进水来。目前，中国四大区域经济板块的战略部署框架已经确定，各地应着眼于将现有的区域发展政策用好用活。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没有必要在大圈圈里又划诸多小圈圈。(版权声明:转载该条新闻,须著明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本报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