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界队员的野外生活

　　【主题】勘界队员的野外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勘界队员们是在用脚步丈量着中越国境线的长度和走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雷、李怀岩发自云南文山 为确定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线，共分为12个小组(今年起扩为14个小组)的中越联合勘界人员，已经在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工作了5年之久。

　　今年3月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都龙镇南北村寨，正在那里进行工作的是第四联勘组的10人团队。对于中越勘界队员来说，过去5年和今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脚印，将串连成中越国境线的最终走向。　

　　勘界组长以身殉职

　　“长期在野外工作，饱一顿饿一顿的，时间一长，身体难免虚弱。蔡组长去世前一天，我还和一个队员从县城想带药给他。”身材瘦削的田丽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原组长蔡碧凌去世前的一个月就时常拉肚子，离开时年仅42岁。

　　田丽华来自文山州马关县外办，蔡碧凌殉职后，她接任第四勘界组组长一职，带领着队员们继续行走在云南边境的崇山峻岭，和越方进行锱铢必较的谈判。

　　第四勘界组中另外一名女队员叫袁自葵，她比田丽华在一线待的时间还长，大家都称呼为“三姐”。

　　前任组长去世后，三姐写了一篇悼念蔡碧凌的长文，并将其称为“寄往天堂的一封信”：“老蔡，您好！您离去已12天了，您还好吗？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在那里还过得快乐吧？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能适应吗……”在信的开头，“三姐”这样写道。

　　“回想过去的经历和记忆，我心里很难受。”在南北村寨鸡蛋坡对面的山上，提起殉职的蔡组长，“三姐”眼圈发红，泪光莹莹。

　　滞留鸡蛋坡

　　鸡蛋坡又叫那美山坡，是中越历年来争议较多的地带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到达的当天下午，中越双方正在商讨该争议地点的解决方案。仅仅为了这个山包，中方人员已经在当地滞留了两个多月，而就在十几分钟前，“三姐”和队员们刚刚又和越方谈了一次，语气中带着疲惫。

　　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使中方勘界队员总是处于精神紧绷状态。但勘界队员们表示，“这也很正常，勘界工作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技术组副组长叶丹彤的女儿在勘界期间出生，但是从妻子怀孕到出生，他没有陪伴妻子一天。在孩子出生之后，叶丹彤给女儿取名叶子涵，“我想让她包容一点，宽厚待人。”

　　当记者问，能否用女儿名字的内涵对待中越勘界问题，叶丹彤连连摇头：“这是行不通的，我时常和越方勘界人员打这样一个比方：中越勘界的许多问题上，时常有10个

　　截至本报发稿，鸡蛋坡的争议仍未解决。

　　“什么水都得喝”

　　折磨中方勘界队员的不仅是这种反复的谈判和无尽的争吵，还有恶劣自然条件的威胁。

　　“虽然大家称呼我三姐，但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野外，六七个人睡在一顶帐篷里，我们熟悉对方打呼噜的声音，甚至知道对方梦话里说什么。”三姐说。

　　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等帐篷营地安顿好了，“三姐”就和司机上山砍柴，煮好饭给队员送去，或是在帐篷里等着他们回来。

　　“三姐”说，队员们对找水的记忆都特别深刻，因为他们曾经要喝牛洗澡滩里的水，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是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

　　与叶丹彤一样，提到家人，“三姐”也对女儿充满歉疚，“我女儿12岁就去四川舞校读书，16岁毕业后，现在都工作了，我没有陪过她几天。”

　　刘建云是勘界组里的翻译，当记者要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时，这位2000年即参加了勘界工作的汉子连连摇头，“这么多年野外生活，我肚子已经习惯了生水，我回家都是喝生自来水，从来不拉肚子，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木棍插到绊雷上　　

　　3月25日，天气十分炎热，记者只穿了件短袖T恤，但是刘建云却裹着两条裤子，“我最不喜欢现在这个时候，深山里的草特别深，蛇也多，尽管天很热，还要穿两条裤子，穿高领秋衣。”

　　刘建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一次工作组在麻栗山地段勘界时，大家给“三姐”搭了个帐篷刚要离开，忽然听到“三姐”进去时大叫一声，原来一条满身鲜艳花纹的毒蛇正盘在床铺上张望着。

　　其实，在边界工作不仅辛苦，有时甚至有生命之虞。刘建云回忆，在立206号界碑时，中越双方的勘界小组组长坐下来商谈时，两国勘界员都围坐在一起，“这时，越方一个勘界员将手里的木棍往地上一插，只听见‘哐’的一声，大家心里一绷，糟了！再细看时，发现木棍插到的是一个绊雷，还好，年头久了，地雷已经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