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名中国工人因合同纠纷受困马来西亚

　　中广网北京4月4日消息 （记者郭静 杨博 杨路 小平）

　　8：30，一个热线电话

　　《新闻纵横》节目接到了来自河北衡水的一个电话：

　　老人：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吗？

　　记者：对，是！

　　老人：我报告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是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刘集乡陶庄人，我叫王桂莘。我儿子王浩玉和他的朋友孟祥卫等等二百零七口人被天津市中拓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招到马来西亚去打工，但是因为到那里以后违背了原来的承诺，变更工资待遇，原来说四千五百元到九千元人民币，现在变成一千多块钱，所以这二百零七名青壮年为了表示强烈的抗议，全都停工了！从3月9号到现在，没有工作，也回不了家，都被困在那儿了！

　　记者：儿子跟您联系了吗？

　　老人：4月2号的晚上，他给我来电话了，哭着叫爸爸，说“我们困在这儿了”！……我们非常信任你们，请求你们大力援助我们，救救我们的亲人……

　　接到这位叫王桂莘的老人打来的电话之后，《新闻纵横》节目迅速派出记者调查此事。与此同时，与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联系。

　　10：00，连线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参赞

　　几经辗转，记者接通了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负责处理此事的申永先参赞的电话。

　　申永先参赞向记者证实，确实有两百多名中国来的劳务人员因合同纠纷目前被困马来西亚。一周前获知消息后，我国使馆已介入处理此事。

　　参赞：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中国大使馆、我国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主要是天津市政府）已经在积极努力地协调处理此事。从大使馆角度来说，大使以及使馆督办的官员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已有使馆官员到垦区看望了受困人员。目前从掌握的情况看，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责任主要是有关中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劳务人员不了解马来西亚的情况，误听有关中介的宣传，到了马来西亚以后发现与当初宣传的情况不符，所以产生了非常大的认识上的冲突。工人坚决要求退还中介费回国，但因为中介费不止涉及一家公司，还涉及有关省和地市的公司，所以退起来比较麻烦。另外牵涉的人员也比较多，所以一时很难把所有的款项退到位。

　　记者：那现在这些工人在马来西亚那边生活情况怎么样呢？

　　参赞：工人生活基本上是有保证的。我们已经要求有关的中介公司及时提供一些饮食方面的便利，这边的华人社会也纷纷地捐助了一些食品，所以从生活角度说问题不大。主要是时间拖得比较久，已经将近20多天时间了，工人要求尽快赔款、尽快回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有效的意见，所以一直拖着。

　　申永先参赞透露，之所以久拖不决，和组织劳务人员出口的天津中拓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有直接关系。这两百多名务工人员是经国内几家劳务中介公司组织前来马来西亚打工的。事发以后，在部分中介公司的配合下，有少量人员已得到赔偿先期回国，但是组织劳务人员最多的天津中拓公司却在问题的处理上很不得力，导致他们从河北、天津等地组织来的一百八十六名劳务人员情绪反弹激烈，现在全部滞留在马来西亚。在积极协调、帮助这些被困人员在当地度过难关的同时，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已和天津市政府联系，希望地方政府尽快来人妥善处理此事。

　　参赞：天津中拓问题比较多，从使馆这个角度来说非常生气。因为处理起来非常不得力，要不然问题也不会拖得这么久，这和他们处理得不好非常有关系。如果他处理得好的话，就不会再惊动地方政府了。

　　记者：这些人都想马上回家，他们现在回家的可能性或者时间会多久？

　　参赞：看天津市政府那边处理情况了，我们希望尽快。

　　在向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了解事件进展和受困人员最新情况的同时，我们也尝试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在马来西亚的被困人员。

　　14：00，连线马来西亚《星州日报》

　　我们找到了最先接触被困人员、使此事得以披露的马来西亚华文媒体《星州日报》的记者宏伟聪先生。他告诉记者，目前被困人员总数是两百零七名，都是男性，主要来自河北、天津，也有部分人来自上海。他们目前被困在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州一个叫话望生县的地方，那里对外通讯联络很困难。3月20号，一名来自河北、自称叫廖安惠的务工人员通过打手势的方式，向一名菲律宾工人借手机，辗转联络上《星州日报》驻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峇鲁办事处的记者宏伟聪先生之后，才让外界得知了他和同乡的遭遇。

　　《星州日报》：他们在中国内地看到招工简章，说到马来西亚油棕园工作每月有五、六千元人民币，有些简章甚至说年薪十万，这非常吸引他们，很多人就报名了。报名费有的是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有的是两万，有些甚至到三万。他们中有些人为了交这笔钱甚至卖田、卖车，有些人跟亲戚朋友借，还有些人向银行贷款。

　　这位务工人员告诉马来西亚记者，他们是3月9号从北京飞往马来西亚的，当天晚上就被送往位于话望生县的这家油棕园。在油棕园的头三天他们没有开工，直到第四天，园区经理才出现来向他们说明工作情况。他的介绍让工人们大吃一惊，因为按他所说月薪不过一千多人民币，这与国内劳务中介公司的承诺整整差了五倍。

　　《星州日报》：当时中介公司还说宿舍的环境很舒服，有空调、有彩电，附近还有诊疗所、购物中心。其实没有，这个园区什么都没有的。

　　《新闻纵横》：就是生活条件也和当初承诺的不一样？

　　《星州日报》：差太远。他们说他们不满意这个薪水，觉得受骗，决定追讨报名费，然后要求回国。

　　由于薪酬、待遇与国内劳务中介公司承诺的相差太远，这批工人拒绝工作，开始要求和中介公司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因为没有工作，他们没有收入来源，所有食物都由马来西亚方面负责这一项目的中介公司提供。最初几天还能保证一日三餐，但从第四天开始，由于食物有限，他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部分务工人员开始绝食抗议。

　　《星州日报》：因为没钱，他们就卖衣服，很便宜地卖给园区里面的其他工人，换一些马币，买东西吃、买东西用。我第一次采访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可能不够吃，我们《星州日报》马上就捐助三千马币。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人参与，包括基督教会、马来西亚的一个政党“马华工会”、吉兰丹州政府、话望生县的社团，主要是给粮食。

　　《新闻纵横》：这些工人的情绪怎么样？

　　《星州日报》：因为很多人当初是贷款交报名费才出来的，所以现在不知如何是好，很伤心。他们现在就希望得到合理的赔偿就回去。

　　宏伟聪先生介绍说，马来西亚很多华文媒体近来都关注到此事。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积极与各方协调，已有19名务工人员上周得到沈阳一家中介公司一万两千元的赔偿先期回国。但是还有两百零七名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与中介公司达成协议，至今仍滞留在油棕园，其中一百八十六人来自天津的这家中介公司。因为在与务工人员谈判时招来马来西亚警察的干预，这家中介公司与务工人员的谈判被迫中断，所以这一百八十六人的问题现在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就在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向马来西亚方面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派出的四路记者陆续在国内采访到了最新情况。

　　16：00，来自河北衡水的消息

　　记者杨路从河北衡水发回报道说，记者一到衡水市景县，就被闻讯赶来的务工人员家属围了起来。给《新闻纵横》反映情况的王桂莘说，招工广告中说去马来西亚做农业工人，月工资能有4500—9000元左右，大家都觉得不错。他的儿子也报了名。3月7日出国去了马来西亚，一直到了3月20日才等来儿子的第一个电话，说的却是上当受骗的消息：“我儿子给我来第一个电话，是3月20日上午。他说在这里工资协议才1000元，都不干了，要求回国。工人说在家做粗活一个月也能赚2000多，何必出国受罪？”

　　记者：谁欺骗了工人？

　　王桂莘：主要是天津中拓，景县负连带现任。

　　据了解，这批出国劳务人员是由天津中拓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中会晤介绍支马来西亚的，在菲尔达种植园和养护棕榈树，工作三年。天津中拓公司在景县的招工主要是通过景县盛达职业介绍所完成的。盛达职业介绍所赵凤杰说：“我们10月份开始打广告，从我这个门市走了24个人，景县总共36个，全国200人左右。”

　　在景县，通过盛达代理的出国劳务人员一般是交2万元中介费，其中15000元由盛达交给天津中拓办各种手续，5000元归盛达，有些地区中介费甚至要交3万元。这批出国打工的家庭多数比较贫困，很多家庭是靠借钱、贷款，甚至卖地才凑足了中介费。老王说，这批人的签证4月9日到期，如果在此之前还没有妥善解决的办法，他们就面临遭遣送回国的命运。

　　18：00，来自河北故城的消息

　　记者小平来到河北故城郑口镇后油坊村，找到了其中8名务工人员的家属。她们的眼神满透着万分焦急。其中，一名叫张振杰的务工人员的妻子师燕玲说：

　　“他们去了以后就没有干活。3月8号从故城出发的，从北京上的飞机，光故城县的就有二十几个人，走到那里才知道全国各地的有两百多人。”

　　师燕玲告诉记者，丈夫前两天好不容易打来电话，告诉了在马来西亚被骗的情况。

　　“他们到马来西亚之后，主要是发现工资和国内的承诺不符合。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找他们，挺担心的。”

　　师燕玲也向记者证实，被困人员目前基本生活在使馆和当地华人的帮助下没有问题。

　　“吃的没有问题，有当地的华人社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援助，吃的没有问题，不要担心。”

　　据记者了解，故城县通过中介有20名青年男性前往马来西亚，还有10名人员在已经交完3万元左右的中介费、培训费等费用之后等待出国。其中一名当事人张永令的妻子赵明静说：“和他们这一批是同一批，只不过第一批没有走成。现在人没有走成，钱也退不回来了，找不到人，原来的门市也不见人了。去报名的这一批人都是壮劳力。”

　　20：30，来自天津中拓的消息

　　前往天津采访的记者陈秉科赶回北京，了解到了天津中拓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情况。

　　天津中拓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设在河西区一个叫“富裕广场”的居民小区里。公司总经理宋杰告诉记者，中拓公司和工人都签订了《外派劳务合同》，并为他们办理了合法的劳工签证。

　　记者：他们以什么形式出去的？是旅游签证还是商务签证？

　　宋杰：劳工签证，百分之百的劳工签证。还有马来西亚移民局的批件。

　　记者：可以让我看一眼吗？

　　宋杰：可以。

　　记者：在马来西亚什么地方？

　　宋杰：马来西亚吉兰丹省，一个农场，叫菲尔达农场。

　　记者：他们在那主要做什么？

　　宋杰：棕榈果，从树上把棕榈果弄下来，一吨多少钱。

　　记者：摘棕榈果？

　　宋杰：摘果、打药、喷水、育苗，这几项。

　　宋杰还说，他们公司具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放的《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我们有劳动部发的许可证，你可以看。允许我们做境外就业、研修，负责做境外就业的签证，还有体检，都有许可证。你也可以看。”

　　中拓公司总经理宋杰说，工人不是他们公司直接组织的，而是他们授权河南、河北、天津等地的一些中介公司负责招聘的。现在双方发生纠纷，责任不在中拓，而在这些下游的中介公司身上，是他们向务工人员做了薪酬方面的虚假承诺，包括层层加码乱收费。“责任在哪儿呢？在我们找的大的中介公司，大的中介公司底下的公司没有选好对象。我们选择的对象都是有资质的公司，比如河南省厅的、河北省的劳动局，像这样的公司，但是，他们没有认真挑选他们底下的公司。”

　　至此为止，两百零七名中国务工人员被困马来西亚这一事件已得到证实，可以让他们的亲人放心的是，在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当地华人社团的帮助下，被困人员的生活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什么时候能妥善处理好此事，两百零七人安全回国，还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引发这起事件的薪酬问题上当初撒下了弥天大谎，欺骗了这些务工人员？为什么这些务工人员交的报名费多少不一，少的一万五、多的两三万？多交的钱进了谁的腰包？现在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真正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新闻纵横》节目将继续关注此事，随时报道此事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