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四大问题困扰留守儿童

　　新华网北京4月4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陈晔华、熊润频）“生活上缺人照应、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辅导”，河北省张北县一位“留守儿童”在作文中写道，“上小学是奶奶抚养，上初中是姨家抚养，只有到银行领取父母寄来的学费、生活费时，才能感到父母的存在。”

　　农业部“留守儿童”课题组负责人说，近年来，随务工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问题，已引起政府重视。但近千万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处于“三缺”状态，由此带来的心理冲突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样需要全社会关注。

　　四大问题困扰“留守儿童”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3亿人，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大部分进城农民工让其子女留守农村。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16岁以下“留守儿童”已有1000万人。

　　在北京海淀区金五星建材市场，一位安徽农民工讲述了留守女儿成为“小霸王花”的遭遇：“我们夫妻在京打工8年，留下3岁的喜儿在老家由奶奶抚养。因为觉得亏欠孩子，凡事都宠着她，结果孩子经常打架，老师批评她，她不仅骂老师，还向老师吐口水！老师去家访，心疼孩子的奶奶竟劝老师多迁就喜儿，老师生气地走了。我们真悔啊，打工本来是为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条件，没想到反而误了孩子！”

　　在北京朝阳区打工的四川农民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他说：“有个老乡在北京西坝河卖菜，他的两个孩子都留给爷爷、奶奶带。两个老人为两个儿子带了5个孩子，根本照看不过来。去年夏天，一个6岁的孙子跑到河边玩水，掉到河里淹死了。奶奶觉得对不起儿孙，也跳河自杀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留守儿童”课题组负责人吕绍青说，近年来我们在北京、河北等地调查了150个“留守儿童”个案，发现这一群体普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日常

生活质量下降，家务负担加重；二是学业隐忧增多；三是性格孤僻、自闭、自卑者多，有的甚至违法犯罪；四是安全隐忧增加，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课题组曾在河北访谈过一位60岁的老人，自半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后，老人既难过又孤独，他经常把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孙子留在家做伴。当访谈人员提醒老人不能耽误孙子上学时，回答竟是：“咱庄稼人有几个能读出来的！我就不识几个字，孩子他爸也就读到小学，可他挺能挣钱，我老伴治病的钱一大半是他出的。”

　　“一个母亲，能胜过100个教师；一个父亲，能胜过100个校长。”这是国际基础教育界的一句名言。有关专家大声疾呼，决不能让农民工群体出现“富了一代人，垮了下一代”的现象。

　　“留守儿童”问题挑战农村义务教育

　　在不久前农业部召开的“留守儿童”问题研讨会上，来自河北省张北县白庙滩小学的教师蔡淑芳对记者说：因为父母关爱的缺失，“留守儿童”的宣泄方式呈两极分化，有的孩子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律性强。但更多的孩子容易养成抽烟、喝酒、泡网吧等不良习气，对农村义务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一些农村学校反映，部分“留守儿童”完不成义务教育即辍学。特别从初二开始，“流动儿童”身份的学生就大量流失。一位农村教师坦言：“由于学校自身财力和人力所限，我们与逃学或辍学孩子的打工父母联系形成空当。”

　　与此同时，“留守儿童”升入高中的比例下降。农业部课题组在河北一所农村学校调研时发现，该校有243名学生参加初中毕业考试，其中参加升高中考试的为76人，只有4人被录取，没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一些学校还反映，“留守儿童”中留级生比例不断增加。在北京西城区搞家庭

装修的一位江苏籍农民工说，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的不是公办学校，而是打工子弟学校，成绩差，回流家乡后跟不上本地学习进度，只能变成留级生。二是北京的教材和学制与家乡不统一，造成孩子回家后只能留级。

　　河北省张北县教育局干部张恩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他们留在农村的孩子，却因为父母监护的缺失等原因，其受教育水平大打折扣。

　　山东临沂市教育局局长卢立海认为，“流动儿童”问题折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已落后于社会需求。这就需要地方教育部门探索建立“留守儿童”监测制度，培训专业教师队伍。有关专家建议，农村学校应尽快作出适应性调整，一是要建立“留守儿童”学生档案；二是开设生活指导课，增加人格教育、性格教育内容；三是放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寄宿条件，使寄宿学校变成更多“留守儿童”暂时的“家”。

　　让“三缺”孩子早日结束“留守”生活

　　当“留守儿童”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成为社会问题，安徽省泾县退休干部王直勇敢地站出来，2002年，他个人组建了“留守儿童助教中心”，让附近5个乡镇428名“留守儿童”找回了“缺失的爱”。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说，安徽“留守儿童”达250万人，仅泾县就超过1万名。在政府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培育社工和志愿者队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教育部组织的一次“留守儿童”问题座谈会上，一些学者提出，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建立制度化的系统解决办法。与会专家建议政府成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组织协调机构，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等各种资源。

　　农业部相关课题组认为，“留守儿童”问题表现在农村，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还在城市。吕绍青说，从长远看，如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一样，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目标也是结束留守。为此，改善流动农民在城市的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特别改善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就学的社会政策环境，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

　　目前，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国务院已明确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但农业部课题组调查表明，许多城市学校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明显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一些公办学校表面上门槛降低了，但暗中收取高额赞助费、借读费仍是“公开的秘密”。如果不缴，校方就会以招生满员等借口，将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

　　北京行知学校校长黄鹤等专家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当务之急是监督落实有关政策，同时改革与户籍制度挂钩的高考制度。长效措施则是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只有这样，身陷“三缺”困境的孩子，才能早日结束远离父母的“留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