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拿了金熊奖后我找到了方向

　　王全安： 我依然坦荡地为初衷活着

　　文-欧阳婷 图-赵磊

　　得奖是喜也是偶然

　　2007年2月17日，中国人最热闹的除夕夜。彼时在北京的另一端，王全安和他的御用女主角余男站在柏林电影宫里，当充满内蒙古风情的马头琴的音乐徐徐响起，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在最后一刻将悬念的结果大声宣布出来，《图雅的婚事》字幕开始在银幕上滚动时，全场的掌声，足足持续了四五分钟。

　　尽管事先有些预感，当那一刻来临时，好像又超出了心理的判断和准备。用女主角余男的话来说，“原以为可以拿块银牌，没想到却得到了金牌。曾经想会有个惊喜，没想到却收获了狂喜。”

　　一个月前，《图雅的婚事》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低成本影片，一个月后，估计王全安要被封为中国电影新的领军人物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名字以及低调的行事风格在圈外并非尽人皆知，《图雅的婚事》也仅仅只是继《月蚀》《惊蛰》之后他的第三部艺术片。

　　有人说王全安和余男在听到获奖的时候十分高兴，甚至激动得过度。但想想上一个拿下这个金熊的中国电影导演是张艺谋，获奖的影片叫《红高粱》，而这已经是很久的20年前的事了。即便激动过度，又有何妨？

　　得奖以后，每个人都在狂欢，转场又去了好几个酒吧，王全安很想随大伙尽兴地喝高一次。可那一晚，却怎么喝也不醉，脑袋反而异常清醒冷静。

　　狂喜过后，他很快回到了相对正常的状态，梳理了自己之后，马上想接下来做什么。让他兴奋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类电影的方向被肯定了，他似乎看到了今后比较顺利的前景。

　　而他真正因激动过度而喝醉的那次，其实是几天前电影节首映的晚上。2月10日，到达柏林之后，王全安半夜3点赶去电影院调光、试音。第二天首映式上，电影节评委和普通柏林观众坐在一起，当电影放映完，观众给他和《图雅的婚事》的掌声和回应，那种热烈的反应，完全出乎王全安意料。

　　“正如你所期望的一样，片子放映的过程中，在希望热烈的地方，观众的反应很热烈。这个电影里品质最好的就是演员的表演，当介绍女主角余男出场时，得到的掌声甚至比电影本身还多，我真有点意外了。当我跳出来看眼前的这一切—— 一个相对低调的演员，得到如此既有控制而又满含热烈的掌声，我真觉得一个演员领受到这个，是最大的肯定和幸福。”

　　对演员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导演的肯定。那一晚，王全安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喝高了。

　　4年，13个剧本

　　1991年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总有个下了班(或者不怎么上班)立马钻在屋子里写东西的家伙。不过不相识的也见怪不怪，这是有着古老文化底蕴的陕西土地上人的性情——在这里比较认同闲人，彼此彼此的人在一起，互不稀奇。

　　若换在北京，就没有几个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不想方设法地在毕业之前到处“活动”寻找关系，而是主动要求回到出生地；并且在成为导演之前，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像王全安一样，并不着急拍片子，而是安然自得地埋头写了整整四年多的剧本。

　　大四那年，身边的同学都忙着为留在北京东奔西走，他却晃晃悠悠地没有丝毫动静。连教务处的老师都急了，跟他说，你也不跑一跑，都快要分配了。他不急，扔出一句，“我是西安来的，你把我分回去不就完了？”

　　就这样按他自己要求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分过去当副导演。毕业时他只提了一个条件——只跟一部电影，了解电影的流程就够了。私底下他跟张子恩副厂长(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导演)说了真心话，“别的我真的不太想干，我就想一心写剧本……”

　　在北京当然一样可以写剧本，文艺圈的人或者还徘徊在圈外的人，如果想做成什么事情，都要巴巴地挤在北京。即便不在北京的，后来也都想方设法聚拢过来。可他不这样想。

　　“必须要离开北京，这个地方已经比较躁动了，如果你就这么坐着写剧本，周围环境就觉得你有病，就觉得你这个人神道道的，因为大家都在急着要干点‘正’事……”那时的王全安，觉得自己注定就是个游走的人。

　　西影给他发工资，没有人说他，也没有压力，他对物质要求也不是很高。他喜欢这样的生活，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一呆就是四年多，他给自己定了时间表，用这四年写完10个剧本。结果，四年过完了，他写了13个剧本——当然都没有投拍，就是为了练笔。

　　电影学院的四年学习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在那个环境里，他看了很多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片子，用他的话来说，是对导演气质的一种很好的培养。他喜欢的大导演科波拉、黑泽明、费里尼，都写剧本，科波拉有10年的剧本训练，而黑泽明则写了20年。他们的电影那么好那么扎实，反过来看是有原因的，不是单单掌握了技巧就能拍好这么简单。

　　上大一时他就开始写剧本。那时写了一个短剧《风的小屋》，写年轻人的情感、社会的问题。刚开始没把握，不敢说是自己写的，骗老师说是某个小说里的一段，一演，很成功，班上的同学看了感动得唏里哗啦，看一次哭一次，觉得剧情跟自己的生活很接近有关系。他兴奋了，发现自己编剧本有天赋，发现表达是如此有力而有效，一下子就决定彻底开始写剧本了。

　　“就像练书法一样，不能忽略基本的训练。我们的价值体系比较实用功利，喜欢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有些电影拍出来就是不让观众好好看。电影拍出来就是给观众看的，这个基本的都做不到。”这是他后来在西影执著写剧本的原动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如此这般成天没心没肺地享受简单和悠闲了。

　　在西影，他自然也有机会从副导演变成导演去拍电影，不过那是拍别人的本子，还称不上是他最想拍的东西。快到出发的一刻，他突然打了退堂鼓，对同伴说，还是你一人独立执导吧。

　　“我总觉得满心紧张，如果我以这样的方式跨出去，我不是离电影近了，而是离电影更远了。”他对迈出这一步如此慎重。“那会儿当不当导演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还是喜欢电影这个事，但我知道真正的好电影不是这样拍的……”

　　那是他对电影本身最怀疑也最苦闷的一段日子。

　　写剧本可想而知也未必能让他完全获得自我满足感。他对自己的怀疑是“我们到底拿电影干什么？”投资不算少，观众却没有多少，也许可以在国际上获奖，但电影只是为导演一个人，出一下名就完了？

　　他喜欢的那种电影和想要确定的电影方向——后来被人称作“艺术电影”或者“独立电影”，他自己也深知有难度，并非简单凭感觉就能拍的。

　　“那时候感觉人完全掉在了电影的水里，很深，也很痛快。电影就跟爬楼一样，一阶一阶的，投机取巧不了。可是你想做的电影跟周围环境没关系，包括交流也是，没办法跟别人交流，说自己想要做个什么样的电影，没有用，除非拿出东西来再说。”

　　人有时候碰到机遇或是转折，很奇怪，未必是一件大起大落了不得的事情使然。在西安时，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公映，王全安是在电影院看的这部片子，整个过程看得很快乐，他发现现场每个人也都很愉快。“电影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中国电影不是能做到这点吗？”

　　《甲方乙方》在那个时候适时地给了他支撑。事后他笑言“一个上乘的商业片给了一个艺术片导演动力”。

　　做个“正常”的导演

　　“全儿”是朋友对他的习惯称呼。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表演系很有才华的人，做演员是好演员，做导演是好导演。他在西影主演过一部影片《隐身博士》，演个小混混，很有神采。有一个细节是，这个小混混追逐别人上楼梯的时候，手里有个棒子，虽然是全景，王全安依旧能够抓出戏，将棒子在身后耍出了一个很漂亮的花。这样的例子在影片里还很多，连缀到一起就是王全安是个聪明的演员。

　　像这样的在学院就被叫作“有想法”，表演系有想法的很多后来就做了导演，比如黄磊、徐静蕾。如果以国际电影节做个衡量指标，王全安现在恐怕可以说一跃成为成就最大的一个。

　　可他的第一部电影《月蚀》，在毕业九年以后才拍成。

　　有一年，王全安到北京参加朋友的Party，在走廊里抽烟时，碰到一个同样不习惯热闹场面和左右逢迎的人，也站在一边抽烟。

　　他问王全安，“拍电视剧赚钱吗？”“不可能。”

　　“那拍电影能赚钱吗？”“不可能。”两个不可能，让对方觉得这个身处电影圈的人倒挺实诚。

　　“那拍个好电影有没有可能？”

　　“这倒是可能，虽然不容易，但可以努力。”

　　“那你以后要拍电影的话找我。”

　　两年后，王全安对他说，“我要拍电影了。”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就来吧！”

　　王全安果然就来北京了。带着自己的剧本《月蚀》。

　　拍《月蚀》时没有什么大困难，都是在能够掌握之中的，拍摄很顺畅。他发现自己特别适合做导演。一个导演除了电影本身之外，还必须要操作、驾驭和组织一班人，这个第一次对他来说出奇地轻松和愉快。

　　他把这归结为在西影厂做副导演时的经验，那几年看似没做出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可能准备了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剩下的就是天生的了。”

　　上大学前，他在家乡延安歌舞团、陕西省歌舞剧院跳了八年的舞，情窦初开，自由自在，因为演出在世界各地游走，被打开的一个大世界，人情世故的积累，后来又在团里当舞蹈编导，要从全局设计把控……那些历练，都是他后来做导演的底子。

　　《月蚀》拍竣，2004年在当时国内的第一个艺术院线“A-G院线”短暂地公映之后，国际版权在海外卖得也不错，好歹跟投资方有了个交待，所以他也没有太大的内疚。有人因此说他是“第六代”导演里最幸福的，没经过那种寻找投资的折磨。

　　他想得很简单：电影总是有人要拍的，总有资金要为拍电影付出，缺的不是钱，而是好剧本。上大学大家为了分数为了分配送礼的时候，他就想电影学院总需要一两个好学生吧，那就成为好学生里面的一个好了；写剧本也是一样，与其用几年时间不停地找资金，不如先好好写剧本，只要东西好了，自然会拍成。

　　“电影节也一样，这么重要的电影节，肯定需要真正优质的电影，尽管也有运作在里面，就算运作有一半，可还有好电影。”

　　拍第一部《月蚀》时，他妈妈看了以后说不喜欢。那会儿他听了还特别高兴，觉得这个电影本就不是给她们这个人群看的，感觉自己的片子很有文化气质。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误区了。“当时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什么样的人都喜欢的电影，才是好电影。你应该有你的思想，但思想也是要附着在故事和剧情之上的。”

　　后来父亲看了《图雅的婚事》后，称赞说这是他三部影片里最好的一个。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他，他的自我感觉、对电影的把握已经足够成熟了。他意识到电影必须应该是在电影院里放的。

　　“不要一提艺术电影，就是在国际怎么着怎么着了，甚至是边缘的、地下的题材。我的电影是正常的，表达是正常的，我并不想艺术电影作为一个异端存在。”

　　《图雅的婚事》获奖后，德国一家著名的电视台采访王全安，对他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之前看一些中国电影，觉得有很独特的东方特色。但是看完《图雅的婚事》，我们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一部中国电影，我理解它全部的内容。您觉得这是一种倒退还是进步？”

　　王全安告诉这个德国人，这正是他自己非常欣慰的地方。

　　“这个才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电影跟人家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原来总是被强调‘特色’，这就暗含着不平等，意味着你没法跟他们讨论正经话题。我们终于不用再替东方魅力来回答来说话了。”

　　时间表

　　这个出生并成长于延安这片土地上的性情中人，心态坦然而从容。拍电影给他带来的最大快乐就是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有的人表达出来而别人却不认可，这都是问题。当想表达的东西通过电影让别人认可了并给别人带来快乐，这可能是他最大的幸运。

　　他也算不上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至今也只是拍出了三部片子而已。但是当他决定这一辈子就拍电影时，实际上就有了自己的时间表了，三部电影在他的时间表里，不多也不少，每个电影有每个电影要做的事情。他也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在一开始就想要拍个什么电影、在外界得到个什么结果，最重要的只是对自己的印证。

　　就像一场长跑，你知道这是一个长跑，要计算好体力，前面怎么跑，后面怎么跑。而不是一个短跑，不是一个拿个奖就完了。如若仅仅只是为了一个百米冲刺的冠军，那样的话，这一生就有点索然无味了，或者，这样的一生也有些滑稽。

　　王全安始终相信，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坦荡，是因为他依然在为初衷活着以及经历了好多之后有所成，并获得一种越来越自由的感觉。“我最大的成功就是初衷始终没有改变，元气未伤。人生就是把你固定在不同的地方，你就得不停地挣脱，挣脱了就获得了能量，挣脱不动那就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