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工业化梦想

　　王东京

　　大约两月前，湖南卫视记者来访，让我就湖南搞新型工业化发表评论。过了几天，三湘都市报记者再访，话题也是新型工业化。上月收到省政府公函，邀我赴株洲参加“新型工业化论坛”，看来，湖南走新型工业化的路，省领导是下了决心。省内几家媒体一起开动，意在多方沟通、达成共识。

　　作为湖南人，自然要关注湖南的事。20多年前离开家乡，之后回去不多，偶有机会，也是来去匆匆，对湖南没太多发言权。人贵自知，没有调查，本不应妄加评论，然乡情所系，还是忍不住要说。不指望对家乡有大贡献，但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相信不至添乱吧。

　　湖南是农业大省，有名的鱼米之乡。湖南人会种田，能人辈出。水稻之父袁隆平，全国植棉模范唐纯银，都是湖南人。年轻时在老家种过地，深知农民的辛苦，而且一直认为，湖南农民吃苦耐劳，是天下少有。在北方，粮食一年种一季，而湖南则种两季甚至三季。“湖广熟，天下足”，去年湖南粮食产量占全国13%，足见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湖南举足轻重。

　　不幸的是，古往今来，农业都是薄利产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尽管湖南对全国的稳定居功至伟，但若按人均收入算，湖南的排名却遥遥落后。其实，早在300年前经济学老祖宗威廉·配第就说，“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由此看，湖南今天要改弦更张，要靠“新型工业化”富民强省，不仅想法对，而且从经济学方面论，可得一百分。

　　我本人赞成湖南搞工业化，是从农业的角度看。当下，新农村建设龙精虎猛，很热闹。但国际经验说，农村不是要做大，而是要做小。而且建设新农村，重点不在修路盖房，而在农民增收。我一贯的看法，农民要致富，必须靠规模经营，不然，地少人多，想致富是痴人说梦。难题在于，若土地一旦规模经营，农业劳力必会剩出，多出的这些人咋办？答案，只能是转向工业。所以，做大工业不仅事关城市繁荣、而且也是富裕农民的法门。

　　当然，湖南经济底子薄，传统工业起点低，先天不足，搞新型工业化的困难可想而知。不久前，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来党校学习，我们交流过，给我的感觉，他对湖南的新型工业化，成竹在胸，志在必得。他的观点，湖南搞新型工业化不单是

信息化，主要任务，是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读过他的文章，他把新型工业化诠释为三高两少：即高效益、高科技、高就业、能耗少、污染少。

　　是的，新型工业化并非仅信息化一途。纵观天下，发达工业化国家，除开美国，其它也不以IT业为主打。英国的强项是金融服务，德国是机械制造，日本是终端消费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湖南又是相对落后的省份，走新型工业化的路，自不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要讨论的是，湖南的主导工业如何定位？从分工理论看，亚当·斯密强调绝对优势；而李嘉图强调比较优势。绝对优势是自己与别人比的优势，比如织布与酿酒，织布我不如你，但酿酒我好过你。故酿酒是我的绝对优势，织布是你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不同，是自己与自己比。织布与捕鱼，也许两者我都不如你，但相对自己说，我更擅长织布，你更擅长捕鱼，于是你专事捕鱼、我专门织布，李嘉图说，如此分工的结果，一定是双赢。

　　理论不会错，回到现实，要紧的是要弄清湖南的优势。不是泼冷水，依我看，湖南与周边比，绝对优势并不多，数得上的，是农业与文化产业；就工业论，充其量也就是有色金属冶炼与动力机车制造。不过尽管如此，湖南也不必灰心，因为从比较优势看(省内自己比)，强势产业一目了然。比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千金药业”等，都是高成长企业，只要咬住青山不放松，待以时日，工业化必有大成。

　　另有两点重要，值得强调：一是规模效应。新型工业化呼唤创新，而熊彼特说，巨型公司才是推动创新的乐师。所以从企业层面讲，必须做强龙头；在中观层面，要以骨干企业为轴心，推进产业延伸与产业集群；在宏观层面，要加快“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二是服务体系建设。工业不是独行侠，发展工业必须有金融、物流、商务的配合。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服务业滞后，迟早要拖工业的后腿。

　　有个大胆的建议，不知是否可行。湖南人杰地灵，文化产业起步早，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倘能对全省旅游资源加以整合，用文化去包装，旅游业的品位必将大大提升。“电广传媒”能成功上市，一档“超女”能风靡全国，那么凭借湖南人的智慧，让文化、旅游与工业联手，说不定，还能捕捉到意想不到的商机。

　　最后一点忠告：推动新型工业化，企业是主角，政府虽不能置身事外，但也不可越俎代庖。美国当年工业化的经验，是政府只当“助推器”，不当“

发动机”。政府既不下指标，也不办企业。政府所做的，只是筑巢引凤，搭桥铺路。戏，由企业自己唱。要记住，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切不可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往往会弄巧成拙。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