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现代性概念的整体建构

　　1 二十年前的一篇博士论文，启示了“大有可为的学术前景”

　　1987年的6月，陈平原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答辩，距今恰好二十年了。不久，论文作为“人文研究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首印11000册。这篇论文的出版，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这本书而言，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建立了‘拓荒’的功业”。这篇论文也从整体上确立了论文作者独立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地位。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公司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1997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平原小说史论集》六种，此书也包括在内。2003年7月，此书又作为“文学史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下面的评论约略可以表达学术界对此论著学术意义的认识：

　　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第一部以“形式”作为自己研究基点的专著的问世，它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它第一次从叙事模式的角度对现代文学中小说新形式的基本特征和产生根源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由于作者是把现代小说新形式的产生和确立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总体格局下进行动态的考察，因而它立足于现代文学却不限于现代文学的范畴，第一次勾勒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史”的基本体系和流变过程，从而使这部专著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第一部“艺术形式发展史”。这部专著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空白被填补，另一方面也表明对文学形式的思考和探究在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中已开始占有应有的比重。而陈平原开手即已达到的研究深度本身，则在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质的腾越和飞升的同时，更使人们意识到在这一领域还有如此丰厚的学术内容，有着大有可为的学术前景。（刘俊，《研究的背后——读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通过对晚清小说叙述时间、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的细致分析，认为晚清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已经出现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变化。有论者认为，“虽然他未能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源问题作深入探讨，但对后来者来说，他的研究依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文艺报》2006年10月28日）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印证了“这一领域有如此丰厚的学术内容”和“大有可为的学术前景”不为虚言。

　　2 “发生”与“转型”：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究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提出，必然会引出一个更具学术价值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转型和起源问题，这于是成为近二十多年学术研究的一大主题。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等，以及国内的章培恒、范伯群、孔范今、栾梅健等人陆续发表文章，研究此一问题，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限前移至“清末民初”。其中栾梅健发表一组文章，论证1892年发表的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郭延礼把1898年到五四以后称为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阶段。陈平原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时间确定为1898年至1927年。他们都把戊戌变法作为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基本根据。但单正平效仿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反问，再次追问：没有甲午之败，何来戊戌之变？没有1895年创钜痛深之大失败后社会情绪鼓荡与思想舆论准备，何来1898年的维新变法？在单正平看来，甲午战败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要超过戊戌变法。尤其从民族主义视野来看待文学的情感内容时，1895年的意义就更为突出了。正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士人阶层民族主义思想情绪的迅速激化，从而导致了政治变革的迅速推进，更进而导致文学观念、文学情感形态、文体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单正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里有一章专讲甲午至戊戌的三、五年，细心捕捉此次失败所引发的“精神突变”，进而探明此间的文学转型。

　　晚近出版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杨联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也将研究视角着眼于晚清民初文学，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被认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近年来学术界多有以“发生”、“起源”等字眼作为描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关键词。但有学者以为，“发生”、“起源”似乎更具从无到有，平地生风，突然而至等意味，不如“转型”具有承续传统而演化的意味。因此单正平更认同林毓生的著作标题：《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先有旧“型”，才有转而为新的可能。先有既存的中国明清文学，才有以此“型”向现代转化的条件和基础。而转化，意味着整体的、渐进的、缓慢的演化过程；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局部的、特殊时期的突变，这种突变能够极大推动整体渐变的速度甚至影响到其前进方向。

　　但是，另一本以“发生”为题的著作仍然值得足够重视，那就是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状况相联系的特定角度，通过分析那时期文学本文中的体验状况，去探索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梳理有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古典性体验向现代性体验的转型状况作概略考察。”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入手，使本书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学术价值。因为，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而“把晚清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一种新传统，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

　　3 “民族主义”伴随“现代性”的发生

　　2004年有三件事情引起了单正平的注意：一是有人提倡穿汉服，以对抗作为西方现代文明象征的西服。二是杨振宁、王蒙等著名人士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公开主张复兴传统文化。三是康晓光、蒋庆等新儒家从原先比较寂寞的思想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大众文化层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单正平认为，这些日益繁复的文化精神现象，显然是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的表现。与此相应，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和翻译著作大量出版。在文学界，莫言的多部小说如“红高粱家族系列”、《丰乳肥臀》、《檀香刑》，张承志的《心灵史》、《无援的思想》，韩少功的随笔《世界》，以及乌热尔图等作家的散文随笔，都表达了鲜明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引起普遍关注。单正平注意到，民族主义刺激了文学的表达和转型，而文学既表达了民族主义诉求，同时又参与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从晚清以来，这一情况似乎一直持续着。

　　近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日益高涨，民族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并且已经出现了一些论文，但这些论文多以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以现代民族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著作并不多，除了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还有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和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前者以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是50年来第一部系统研究这个领域的著作，但还是属于局部研究。在《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发表之前，似尚未见有从整体上研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文学关系的著作。

　　而显然，“现代性”的发生，是与“民族主义”的急剧变化、强化紧密相联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毋宁说，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同一个大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重的研究与表述。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在那一历史时期的突然自觉，使得“现代性体验”才在那一历史时期突然地、被更强烈地感受了。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三联书店，2004年7月）在近年的问世，显然是学术界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而《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则毫无疑问地从中吸取了其思想成果。

　　单正平深刻地指出：当人们把狭义的文学作品从其他文体中分割剥离出来时，就意味着把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本身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割裂开来，而这与历史事实有相当距离，因为古人并不是按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学来从事写作和欣赏的。稍具常识，就能认识到这种错位，因此文学史叙事在谈论具体文学家和作品时，又势必一再回到当时的整体性语境当中去，以求接近历史真实。这种矛盾在文学史叙事中一直存在。它的不良后果就是使后来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因为一定程度上脱离其原本语境，而形成感觉上的隔膜，认识上的肤浅，最终也影响到对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的把握。

　　近年来颇流行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中谈二十世纪文学，民族主义自然是一个经常被涉及的话题，大家基本上都接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框架：民族国家是通过印刷技术和通用语，利用一系列的象征与符号，想象出来的社群。有论者指出，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一书尤其明显。《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过多地被“现代性”概念纠缠，又竭力试图让中国的问题适应当时流行的现代性观念。

　　所以，在引进、引用“现代性”概念的研究过程中，文学无论作为媒介、手段，还是其虚构性、想象性的本质，都是建构这一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于是，《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理论触发，也成为经典性的理论资源。至于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所作的历史描述是否真实，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无普适性，则是不消问的，只管套了再说。正因如此，近年来关于民族国家文学想象的研究不少，却大同小异，缺乏理论创见；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也就缺乏关于民族主义与文学的系统的论述与细致发掘。

　　正是在这个研究背景中，《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的出现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有论者（刘复生）指出，直到这部书才真正创造性地对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内在关系做出了系统地细致研究；另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潜在地对众多大而化之其实充满历史谬见的普遍性理论和一般说法进行了质疑与回应。虽然对于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已有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单正平给我们的描述是独特的，而且他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

　　4 中国文学现代性概念的整体建构

　　包括本文提到论著和没有提到的论著在内的众多研究，是这些成果的总和，共同构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成果。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发表，到《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等一批成果的出现，再到眼下《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的出版，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成就，是有必要做一个大致的估量的。

　　近年来，建立汉语学术话语体系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或撰文或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提出此问题的重要性。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更是面对中国问题，必须用中国人自己的言说方式，《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而成功的努力（例如，该书在分梳民族主义的派别时就刻意使用“尊王不攘夷”，“尊洋攘夷”，“尊夏攘夷”等传统说法。）这也代表了学术界近年来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那就是研究者试图竭力摆脱对西方学术话语和流行理论的依赖与迷信，力图重建中国学术研究的自信心，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言说自己的问题。

　　在此前提下，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发展，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时间的上延和研究深度加深。现在，不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晚清文学，都比早先的现代文学史的上限上推了二十年到五十年。这一方面是对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框架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本身自然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二十年的研究，完全突破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比较单一的阶级论、二元论的模式，大量以前不被注意、甚至不许研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现在不但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发生学的研究主题。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与中国文学历史性转型的原因的探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最重大的研究主题目。与现代性相对应，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取得深入。

　　三、打通文史。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综合的研究方法大量引入，在打通文史一路，大大拓展了。

　　四、史料学基础已越来越完备，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相应，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通的学术规范，在这一领域越来越得到科学的认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新诗纪事》（刘福春撰，学苑出版社，2004年5月）、《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李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等著作，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做出了范例。以此为基础，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又一次重新确立。

　　五、中国文学现代性整体概念的形成。在此前大量成果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概念的整体建构正在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论及和未及论及的大量成果，已经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初步的整体概念。而其中，《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明显的超越，对此一论题进行了综合研究，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更进一步的大综合，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许也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