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在是非混淆的日子里长大

　　本刊记者／ 欧阳海燕

　　“9·13事件”发生那会儿，18岁的工人民兵王甫正在北京市重型电机厂的大院里练正步，他期待着在半月后的国庆庆典上接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检阅。突然间接到了紧急通知，国庆阅兵因故取消了。后来王甫他们才知道，原来出大事了。

　　“一个政治人物的消失，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王甫说，“从这件事以后，大家对政治形势、政治人物、政治标准以及社会道德标准的看法，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对于过去笃信不疑的人生目标，现在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

　　对于像王甫这样的“老三届”来说，他们在冰炭同器、是非混淆的日子里长大成人。破旧立新是他们当红卫兵时的战斗口号，随着时光流逝，这个口号也渐渐成为这一代人不断否定自我的人生起点。

　　从红卫兵小将到“黑帮”子女

　　王甫出生于1953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市九中读初一。“我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只知道‘文革’开始了，老师不讲课了，同学们可以在课堂上聊天了。”

　　学校里，高年级的孩子，开始破四旧，剪人家头发，剁人家的尖头皮鞋，还有人批斗校长和老师。王甫被一种强大的红色波浪冲击着，孰是孰非悬于一念之间。

　　有一天，红卫兵司令部下达通知，低年级小孩也可以去造反了。于是，在红卫兵老战士的带领下，他们兴致勃勃地开赴北京石景山少年之家。曾几何时，在王甫心里，少年之家是一个憧憬理想的殿堂。然而，造反司令却告诉他，这里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地方，你们的任务是把它砸烂。

　　他们把图书馆里的书架推倒，把试验室里的试管打碎，把绘画室的石膏模型狠狠地摔在地上，丝毫没有留情。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正在做一件天大的义举，执行着一项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

　　在王甫的记忆中，这是他造反最辉煌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没过多久，这种酣畅淋漓的心情很快被一件事冻结了。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父亲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在挨批斗的“坏人”。

　　王甫的父亲是首钢烧结厂的党委书记。在天昏地暗的轮番批斗中，这个头衔的人自然没能逃过一劫。1966年9月，王甫在父亲提的帆布兜子里惊奇地发现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四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大字：黑帮主将。

　　当时王甫家住在首钢干部楼，他发现，不止自己的父亲是“黑帮”，楼上楼下的叔叔大伯们全都在一夜之间成了“黑帮”。

　　“当时我想，‘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父亲怎么会是坏人？平日里对我关怀备至的叔叔大伯们都是坏人吗？”王甫理不出头绪，但他坚信，既然是受到批判的人，肯定不是好人，“文革”绝对不会把他们整错的，以亲情为基础的是非观，在政治风暴中被迅速摧毁。

　　直到“9·13事件”，王甫心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信念开始出现裂痕，“觉得我们追随的政治信仰是可以改变的，价值标准是可以倒置的”。此后，批林批孔批邓的运动接踵而至，但在他心里，已经没有过去的正义感和自豪感了，判定是非的原点，已经不是来自最高的政治权力核心，而是来自生活经验，来自内心的自我判断。他觉得，政治运动不讲政治，文化革命没有文化。

　　为了责任感而读书

　　王甫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科学家。他最喜欢看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和《科学家谈21世纪》。初中时，他参加了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他做的矿石收音机、

　　8年工厂生涯，王甫从铸造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做到了团支部书记。1977年的王甫，挣着二级工工资，每月40.1元，骑着一辆大链套飞鸽自行车，转铃的，戴着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穿着的确良衬衣，日子过得挺知足。

　　他也会偶尔记起少年时的梦想，却总是付之一笑；他也会打开收音机听听英语讲座，却没有更多的奢望。他曾经两次报名上大学读书，想成为工农兵学员，可是领导没有推荐他。虽然自己上学无望，但是他对推荐上大学方法的正确性却深信不疑。以至于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工厂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那是真的，他认为，上级组织推荐上学，才是天经地义的。

　　在迟疑中，他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没怎么复习，成绩出来后，也没去查分。可是1978年春天，与他同班组的一个工人通过了考试，收拾行李准备去长春地质学院念书了。王甫这才幡然省悟，这一回的高考，是动真格的。

　　王甫带着激动而焦虑的心情积极备战1978年的高考，并幸运地获得了一张大学的门票，他被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录取了。一场沉睡了十几年的梦被唤醒了。

　　毕业后的王甫被分配到新华社，半年后，他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返回校园，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已是40多岁，担任了

　　王甫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想要不断地上学，但他知道，经历了一个知识断档的动乱年代，他们这一代人，对知识的渴望，太强烈了。和其他同学相比，拿了硕士、拿了博士，并不意味着提高待遇，但在追求新知识的过程中，不仅得到理论的积累，还有一种责任感的充实。

　　“老三届”是一把六弦琴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之后，66届、67届、68届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六届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老三届’一共有六个年级，是一把弹拨时代音符的‘六弦琴’。”王甫这样描述他和伙伴们。

　　他们人生命运的剧烈转型恰恰处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弧线上。“如果说一届毕业生是反映社会变化的一条曲线，那么‘老三届’就是把六条曲线叠加起来，同步反映社会的变化。因此，社会变化的轨迹，在‘老三届’身上表现得特别粗重。”王甫说。

　　“老三届”的人生起落和时代的张弛又是一致的。在动乱的十年，时代的弓弦绷紧了，压抑了，积蓄了，仿佛向后拉了一下，改革开放后，一下子放出六支箭来。王甫认为，这种积累和放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复杂的人生经历，也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充满了矛盾。在他们刚刚认知社会的时候，正值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期，无论此后他们经历了何种动荡与苦难，他们的认知和思维基础，依然深深地根植在充满希望的建设年代的土壤里。

　　“‘老三届’在身体发育期最需要营养的时候挨过饿，他们永远都把解决温饱，建设小康作为奋进的目标，作为人生的责任。‘老三届’在渴求知识的学习期经历了文化大浩劫，他们永远都把汲取智慧，更新观念作为奋进的目标，作为人生的责任。”王甫说，“老三届”不仅人数多，而且人才多。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老三届”的责任感最强，面对跨世纪的人生，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永远都在探寻着深刻的人生责任，演绎着精彩的责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