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外孙女撰文：怀念我的舅舅毛岸青

　　□孔东梅

　　在与重病抗争多年后，一个早春飞花的日子，我的岸青舅舅去了。

　　享年84岁的岸青舅舅在外公毛泽东所属的韶山冲上屋场一支中可能是最高寿的一位。然而，他的经历也是毛家成员中最坎坷的。

　　在苏联的日子

　　岸青舅舅生于1923年。当年，舅舅有过温馨的家。在上海、在武昌，他与父亲毛泽东、母亲杨开慧、兄长毛岸英同享天伦之乐。在那张著名的照片里，襁褓之中的岸青舅舅依偎在开慧外婆怀里，身边站着岸英舅舅。不过，这一切在80年前的1927年消失了，一连串常人难以承受的转折接踵而至——岸青舅舅4岁时父亲离家苦斗，直到22年后才得以团聚； 7岁时母亲遇害牺牲，留下孤儿相依为命；10岁时漂泊上海，过着三毛一样的流浪儿生活，被殴打致伤留下终身病根；13 岁时与兄长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度过青春岁月。苏联国际儿童院里和岸青舅舅同窗的大多是各国革命领袖子女和烈士遗孤，而如他这般经历坎坷者绝无仅有。

　　然而，世界上毕竟有阳光，人世间依然有温情。杨家亲人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冒生命危险护送他脱离险境；苏联党和人民以及共产国际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条件下给他尽可能的照顾；一直牵挂儿子的外公与他们恢复联系后，立即欣喜地写去书信并托人买大量少年读物寄去；特别是有一位自己信赖而能干的哥哥在身边，岸青舅舅得以顽强而乐观地生活着。

　　1937年底，我的外婆贺子珍怀着身孕到苏联疗伤、学习，并在国际儿童院见到了开慧外婆的骨肉——我的岸英舅舅和岸青舅舅。外婆热情地向这两个自幼失去慈母的孩子敞开了母亲的怀抱。一开始，舅舅们还难以接受自己有了新妈妈的现实，外婆以诚挚的心灵融化了坚冰。次年，外婆最后一个孩子、我的小舅舅廖瓦在莫斯科出生，在人间只停留了10个月。小舅舅夭折后，岸英、岸青舅舅与悲痛欲绝的外婆拥抱在一起，喊出了代表人类最美好感情的词语——“妈妈！”

　　1941年，我的妈妈李敏(娇娇)被外公派人送到苏联与外婆团聚，见到了自己的岸英、岸青哥哥。出生不久就住进保育院的妈妈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因为自己一下子有了两个哥哥！妈妈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画过这样一幅画：两个哥哥一边一个，把自己夹在中间，而且特别把两个哥哥画得小小的，把自己画得大大的。岸青舅舅看见后立即提出“抗议”：我们是哥哥，比你大，怎么在画上比你小？妈妈自有道理：怎么样？我就要这么画！……可惜，那些可爱的图画都没有保留下来。

　　在妈妈眼中，大哥岸英和二哥岸青是两种类型的人：大哥器宇轩昂，能言善辩；二哥则大大咧咧，沉默寡言。男孩子一般都粗心，岸青舅舅经常丢三落四。他写字用的蘸水笔总是找不到笔头，儿童院发的本子、橡皮、钢笔也是随用随忘。东西找不见，又不能补发，岸青舅舅就来央告外婆，外婆就去街上买来给他。和妈妈玩得来的也是岸青舅舅，他经常带妈妈去森林里钓鱼。清清的小河沟一望见底，其实只有一只螃蟹，而舅舅还是不紧不慢甩下鱼竿，自己静静坐在河边，妈妈则在一边玩耍。总要这样过上几个钟头，兄妹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他是我们的爸爸

　　可是，还没容妈妈把美好的一切收入记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苏德战争在那年6月爆发了。全家人被疏散到距莫斯科东北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一段饱含艰辛和激情的日子。作为长征三十女杰之一，外婆后来在给外公的信里说：在苏联的那几年，比长征还苦。

　　在供应极其困难的年代，食物供给成了第一难题。儿童院每天发给舅舅和妈妈三片白面包，外加稀薄的菜汤。至于外婆，则只能从街上面包店得到配发的三片粗糙的黑面包。人人都吃不饱，可正在长身体又饥肠辘辘的舅舅是多么期待贺妈妈的帮助啊！望着他们每次到家热切的眼神，外婆咬紧牙关，除了匀出了自己的口粮给孩子们，变卖自己出国后新添置的衣服给他们买糖果外，还学别人开荒种起菜来。土豆好养活，春天播种下去，秋天收获了一些，胡萝卜的收成就差多了。原来，城里长大的外婆不善农活，在胡萝卜苗密密麻麻露出来时，总是舍不得间苗，结果长成后都瘦瘦小小，“只有这么大一点”——妈妈用小手指头比划着记忆中的胡萝卜。外婆又到集市上用衣服换得若干个头较大的胡萝卜，一家四口才勉强果腹。

　　妈妈记得，外婆总把自己打发到儿童院喝菜汤，优先保证舅舅们的伙食。她还记得岸青舅舅参加过伐木工作，为的是保证儿童院锅炉的运转。在中国读者熟悉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有一段著名场景是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冰天雪地的森林伐木，为修建向前线运粮的铁路提供枕木，舅舅他们遇到的艰辛则有过之无不及。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的外婆贺子珍和舅舅毛岸青等27位在苏德战争期间作出过贡献的中国人获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只是当罗高寿大使把奖章送到获奖者及代领者面前时，舅舅已重病卧床，外婆已去世 21年了。

　　不知怎的，岸青舅舅与妈妈这对兄妹在冥冥之中有着奇妙的互动，其中一人的言行往往会决定对方的命运。

　　比如妈妈的身世。出于安全考虑，外婆在苏联期间一直从不和妈妈提有关外公的事情。久而久之，妈妈已习惯了不提也不去想自己的爸爸。在她记忆中，第一个向自己谈起爸爸的，就是岸青舅舅。

　　那次，岸青舅舅坐了一夜的火车，从莫斯科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看望妈妈，还买了一小捆长长的彩色的手杖糖——在这方面，舅舅从不吝惜花费。兄妹俩边吃糖边在无人的礼堂聊天。

　　你说他是谁？——舅舅指着墙上挂着的各国革命领袖照片说。

　　我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妈妈答道。

　　是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可你知道吗？他还是我们的爸爸……

　　——舅舅正要进一步解释，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妈妈打断了——

　　你疯了？你瞎说！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他不是……我没有爸爸！

　　虽然幼小的妈妈对岸青舅舅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但“爸爸”这个词与“毛泽东”这个人之间从此有了某种联系。妈妈在心底记住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