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张纯如父母:南京大屠杀的教训与每个人都很近

　　□本报记者 万静

　　我们，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离谁更遥远？

　　纪录片《张纯如》国内部分拍竣，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博士、母亲张盈盈博士来到南京，在接受南方新闻网记者采访时，他们强调，检讨那段历史，绝不是为了激发仇日情绪。恰恰相反，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是为了拯救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属于全人类，与每个人都近在咫尺。

　　张纯如9岁时第一次听父母讲起1937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她想，如果外祖父母没有及时逃离南京，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她了。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博士说，当时张纯如难以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惨绝人寰的暴行，在当地公共

图书馆她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为此她曾专门找到外婆、姨妈印证父母的话，并把时间、地点一一记录下来。

　　1937年秋，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君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教员，教授三民主义。日本轰炸南京时，他和家人最初是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护的沟里。到了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张纯如的外祖母(当时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孕妇，即将临盆) 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岁的小孩)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宜兴附近的娘家。

　　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纪念日，张铁君去宜兴看望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同事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撤退。他们被安排乘船前往安徽芜湖，张铁君赶紧让人带信给家人，让她们立刻前往芜湖与他会合。

　　当时日军摧毁了宜兴与芜湖之间的铁路，交通只剩下水路。张铁君在码头上足足等了4天，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4天，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决定：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前往后方。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爱妻的名字“以白——”！他居然听到了回答。回答来自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船上载着他的妻子、女儿和几位亲属。

　　就这样，

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一个月，张纯如的外祖父母逃离生天。张铁君后来到了台湾，曾任《中华日报》主笔。每次回忆这一段，张纯如的母亲总会感叹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这一家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

　　张绍进说，出生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张纯如童年时总缠着父母问，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为什么不呆在台湾，为什么不呆在大陆。这也是他们向童年的张纯如讲述那段悲惨历史的原因。

　　“她的华人意识很强。可能是我们影响她的。”张盈盈说，自己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一口咬定作为中国人是件丢脸的事，她认为，“那是身份认同有问题。”

　　“我们从小就教育纯如和她弟弟，作为中国人是很骄傲的，因为我父亲是学儒家的。别人一讲中国的坏话，我就很气。”张盈盈说，“她(张纯如)不信基督教”。

　　张纯如为自己是华人而骄傲，但她曾说很高兴自己生长在美国。因为有一次，父母带她去台湾讲学一个月，暂时在台湾的一个学校上学。台湾的小孩一定要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而张纯如是长头发。父母就请校长特别通融了一下，张纯如的头发就没剪。结果所有同学都说，怎么只有张纯如可以留长头发？还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位英语老师“born(出生)”发音不准，张纯如就念给她听，老师很谦虚地跟着读了一次，但仍不准，结果张纯如还是不依不饶，继续纠正，老师脸上就挂不住了，很生气。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博士也饱经战乱，他的父亲曾任江苏太仓县县长，抗日战争时期逃到重庆，后去台湾。张绍进本人迟至1951年才与母亲从大陆经香港到台湾与父亲团聚。

　　即便命运如此坎坷，张绍进与张盈盈一样，仍努力不自外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在美国中西部教书时，张绍进与张盈盈夫妇曾联合当地华人办了一个中文学校，张盈盈是第一届校长：“抓人来念书。最后只找到8个小孩，坚持了6年。”教材都是他们自己编的，以中国儿歌为主。“纯如和你们一样，小时候也整天念叨‘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哩咕噜滚下来’。”张绍进博士对记者说。

　　张绍进博士说，正是因为他有文化自信，所以美国同事经常忘记他的华人身份。有一次学校来了新的华人教师，可能是一位习惯于贬低中国人以示自己除外的华人，一位美国同事跟他说“咱们逗逗那个新来的中国人”，说完之后才想起来，张绍进也是中国人。

　　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张纯如的中文最终还是难以运用自如，这也是张绍进和张盈盈的一个遗憾。

　　从小时候开始，张纯如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是A和C，很少得中间的B。张盈盈解释，张纯如对自己喜欢的学科就会非常投入，而不喜欢的就不会花太多时间。

　　因为受学物理、微生物的父母影响，张纯如一直以为自己更适合念理科。在伊 利诺依大学读了两年半计算机专业后，她发觉自己更喜欢文学，便转到新闻系，用1年半时间拿下新闻系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她先在美联社实习3个月，又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她要去跑城市新闻里的各种琐事，要参加各种会议。这些媒体，都是新闻系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张纯如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她决定要当一名独立的专业作家。于是就继续深造，在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班念了一年。

　　毕业前夕，科普出版社的编辑苏珊·拉比娜——她后来成为张纯如的文学经纪人——找人写钱学森传，写作班的老师向她推荐了张纯如。苏珊说，你看这个题目值不值得写。结果一两个星期后，张纯如就把有关钱学森的所有资料都查了出来。苏珊大为吃惊，就请她写这本书。“苏珊本来只是说说看，没指望有什么结果。”张盈盈说。

　　1994年，还在写钱学森传的张纯如，在加州一个小镇看到世界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展览，内容是南京大屠杀。她亲眼看到那些“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了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

　　这些血淋淋的资料唤醒了她对祖辈遭遇的记忆，她当即决定，把记录南京大屠杀当作自己的责任。她想要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

　　第一本书写完后，她跟苏珊讲，她想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就算他们不给她这个合同，她还是要写这本书，她愿意自己拿钱出版。

　　1995年7月，张纯如前往南京。她选择的路线是先从美国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北上南京，这与钱学森的回国行程类似。当时钱学森传还没写完，张纯如想借机感受钱学森当年的行程。1995年的广州火车站，一票难求。情急之下她找到一位民警，才买到硬卧票。就这样，张纯如跟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在酷热中熬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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