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水发炎事件中如何评说媒体

　　作者：展江

　　有媒体刊发报道，称记者乔装成患者，将茶水当作尿样送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检测出茶水呈“阳性”，即“患者”有“炎症”。卫生部新闻发言人10日对此作出回应，媒体用茶水冒充尿液送检误导公众，让医院的尿检程序去检验茶水，无异于打乱了有具体运行环境设定的电脑程序。卫生部组织专家研究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是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昨日《新京报》)

　　 由谁来评说媒体？

　　应当肯定，卫生部的回应是建立在一定的调研基础上的，尤其是专家对专业问题的具体意见，其权威性无可怀疑。但是，仅仅根据相关新闻，并不能知晓他们的完整表述。

　　更要紧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别的方面(包括媒体)的看法，如果仅以利益相关方的“专家意见”的形式来对媒体的专业伦理道德进行评判，其权威性和公正性就值得讨论了。

　　这里并不是说，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目前处于高社会评价状态，也不是说，对媒体的任何批评都不正当。恰恰相反，当下一些新闻媒体和从业者的道德水准并不能令人满意。且不说“红包”现象屡禁不绝，甚至有记者敲诈勒索被判刑的新闻爆出。

　　事实上，对媒体的批评从未有过停止。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批评者是以独立身份站在公众立场上进行言说的，无“瓜田李下”之嫌。恰恰是这种独立、理性、睿智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媒体的监督。即便是一般民众对媒体的批评，即便激烈，也有可取之处，那是社会上多数人对媒体未尽应有责任的不满。其实，在一些国家开展的媒介批评和媒介素养教育，采取的就是类似的方法：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一般大众通过媒体，对媒体行为进行经常性的和制度化的批评。

　　 如何评说媒体？

　　由谁评说媒体之后，是如何评说媒体的问题。以“茶水替代尿样”方式制造轰动效应，似乎不是负责任媒体的选择。不过，一边是公共利益，一边是不够光明正大的新闻采集手段，谁是谁非？

　　要解决这种困惑，恐怕就要请教伦理学。简单地分，伦理学有两个最基本的理论趋向。一为道义论，一为目的论，也称效果论。道义论把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特别重视行为者的动机和责任，记者绝对不能使用“茶水冒充尿液”手段进行新闻报道。

　　但是这种道德纯洁主义也会遭遇现实挑战：如果舍此不能获得真相，那么如何维护公共利益？完全禁止上述采访形式，会不会导致报道刻板、僵化和脱离实际。

　　而目的论的核心主张是，与行为相关的(行为本身或行为后果性的)感性快乐与痛苦是伦理学思考的出发点。行为的善恶在于它所能带来的快乐的量是否超过痛苦的量。

　　如果按照一般的功利主义目的论来理解上述采访，那么只要隐性采访能够带来最好的效果，这种行为就是正当的，在道义上是合理的。“最大可能的利益”是它的惟一原则。

　　但是，目的论也会陷入窘境。如果完全按照功利主义的逻辑，新闻工作者在隐性采访中很容易以“效果”之名行“非正义”之实。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效果”？如果“效果”指向的是“公共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如果能够证明或民众接受新闻工作者的行为确实是为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无可辩驳的，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怎样证明这种“公共利益”的无可辩驳性？一个报道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不能只由新闻工作者说了算，不能只以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判断为准，必须由全社会来监督新闻工作者在每一次隐性采访中所认定的“公共利益”，由社会舆论进行软控制，约束新闻工作者，以此防止隐性采访中发生以“公共利益”为借口的现象。至于具体的新闻操作，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媒体慎行经常引发争议的“新闻策划”，除非能够让公众看到明显的公共利益。。(《新京报》)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

　　(感谢徐健对本文的贡献———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