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公共财政的受益者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4月16日播出节目“谁是公共财政的受益者”，以下为节目实录：

　　“皇粮国税，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当家理财责任尤显重大”。在悠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财政之舟总是承载着全社会的期盼与重托向前行驶。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财政“蛋糕”正不断做大,切给农民朋友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公共财政的阳光已越来越多地照耀到农村。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字：

　　2003年到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42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率达18.7%。

　　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3.9万亿，达到39343.62亿元。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2003年为2144亿元；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3397亿元。

　　那么对于这样一笔巨资,它究竟是怎么花的呢？谁是最终的受益者呢？近几年，一个全新的财政理念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那就是公共财政的理念——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把农村义务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我们的记者足迹也踏遍了广袤的农村，切身感受公共财政的阳光。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从5个不同省份的农民和学生说起，广西11岁的学生郑作鑫、海南的黄香英、江西农民陈国顺、河北农民高各营以及义乌农民何小菊，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生活在农村，同时这五个普通人在2006年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财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让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主人公——广西壮族自治区11岁的学生郑作鑫。

　　一、辍学还是求学

　　2006年9月10日，对于11岁的郑作鑫来说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当他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和他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退学。

　　郑作鑫的母亲：“2006年8月份他爸爸生病，我孩子想退学。”

　　尽管刚刚11岁，但是小作鑫非常懂事，他知道自从爸爸生病后家里仅有的一点钱都拿去给爸爸治病了，还欠下了很多钱，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供他上学，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学校里的那些小伙伴。

　　记者：“郑作鑫，那时候爸爸生病，你妈妈让你退学的时候你想不想退学？”

　　郑作鑫：“不想。”

　　记者：“你喜欢上学吗？”

　　郑作鑫：“喜欢。”

　　虽说小郑作鑫不愿意退学，但就在他爸爸病逝后的第一个学期，因为要还家里欠的债，他母亲还是准备让他退学，希望带着刚刚11岁的郑作鑫南下广东去打工。

　　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一个孩子上学需要多少学费呢？

　　记者：“郑作鑫上学现在他的学费每年要给学校交多少？”

　　郑作鑫的母亲：“交学校一百多块钱。”

　　记者：“以前每年给学校交多少？”

　　郑作鑫的母亲：“以前呀每年交五百。”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减到一百块钱？”

　　郑作鑫的母亲：“2006年。”

　　记者：“你知道这个一百多块钱都用在哪些方面？”

　　郑作鑫的母亲：“用在课本、住宿费、伙食费。”

　　记者：“住宿费是多少知道吗？”

　　郑作鑫的母亲：“四十多块。”

　　记者：“伙食费是多少知道吗？”

　　郑作鑫的母亲：“伙食费每天二块多。”

　　一年一百多块的费用对于一个城市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但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就是一年的学费。郑作鑫的家里真的连一百多块都拿不出来吗？乡里的工作人员带我们来到了郑作鑫的家里。如果我们用“穷得叮当响”来形容一个家庭的贫寒的话，那么在郑作鑫家采访的时候，记者看到的是家徒四壁，穷得连响都不响了，在这个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机，虽说坏了但也一直没有舍得扔掉，家里的家具除了一张桌子就是这张单人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单人床上。

　　记者：“你家里收入状况是怎么样的？”

　　郑作鑫的母亲：“没有收入。”

　　记者：“那没有收入怎么供孩子读书？”

　　郑作鑫的母亲：“就是我爸爸、我大哥，这些亲戚帮助。”

　　去年9月份当学校了解到郑作鑫退学外出打工的情况后，马上到郑作鑫家里来劝说他重新回到学校。

　　郑作鑫的母亲：“老师来劝他，是老师帮助，政府帮助。”

　　郑作鑫所就读的校长告诉记者，作为学校的特困生，郑作鑫读书所享受的是国家的“两勉一补”的政策，也就是学校不仅免除郑作鑫的学费和课本费，同时每年还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生活补助费。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南圩镇中心小学校长黄都君：“06年以后学杂费全免了，住宿生每年可以享受60元的生活补助。”

　　隆安县教育局局长梁毅告诉我们，隆安县是全国有名的特困县，很多农民非常贫困，没钱供孩子读书，以前学校开学最头疼的就是动员孩子们上学，有的时候开学一个月了还在忙这项工作，有了“二免一补”的政策之后，享受二免一补的学生也有不少。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教育局局长梁毅：“从去年的春节开始，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杂费；免费教科书的比例达到45%，也就是有一万七千多人；另外补助生活费这一块也有一万一千多人，比例也达到30%多。”

　　已经做了十年教育厅长的余益中说起近几年广西教育的变化，他认为这十年中，财政资金对教育的投入是逐年增长，而且每年的力度都相当大，只要有钱首先想到的还是教育。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余益中：“这点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农村的教育好做得多了，这个好做得多是二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孩子的辍学率明显降低，因为广西有很多的边远贫困的山区，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因家庭经济收入条件比较差，收入比较少而辍学这个比例占得还是比较大，那么这个‘二免一补’实施了以后，这个辍学的学生应该说绝大多数都回到学校来读书，那么从我们2006年春季统计的情况来看，全区回流到学校来读书的20万多一点的学生，除了民办学校回流一部分以外，剩下的都是辍学生，所以这个工作好做得多了。以前动员一个辍学生回校那可不容易了，政府要派人，学校老师要派人，而且一对一去劝，还很难把学生劝回来。”

　　据记者了解目前广西有农村中小学生近630万，财政厅厅长苏道俨说广西的财政收入并不宽余，但是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让每个孩子都能走进课堂，使这些边疆的孩子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呢？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苏道俨：“去年一年我们就筹集了十五亿九千万元，确保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第二呢就压缩其它项目的支出，中央要求我们地方配套的四亿的资金，全部由自治区来承担，假如说我不调整结构，我把四个亿投入到北部湾的开发，投入到其它经济建设，那肯定就增加了那边的投入，但是我们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就调整了其它支出结构，压缩一些经济方面的开支，少上一些项目来增加我们教育的投入。”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实行免学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6年首先在西部地区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近4900万农村中小学生受益，平均每个小学生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保障新机制；今年，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也将全部免除学杂费。

　　是啊，正是因为有了“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才使得郑作鑫又回到了学校，同样在全国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孩子回到了学校，捧起了书本。一位农民朋友听到自己孩子上学不用交费的消息时，自己也即兴做了一首诗：“中央给咱办实惠，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真是和谐好社会”，真的是有感而发。在农村，农民担心的除了孩子上学以外，还担心的就是看病难的问题。在去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接受我们栏目访谈时承诺：2006年重点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如今一年过去了,中央财政的资金到位了吗？农民看病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我们来看看第二位主人公海南农民黄香英的经历。

　　二、谁来负担我的医药费

　　她叫黄香英，是海南三亚市凤凰镇槟榔村的农民。当记者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准备给猪喂饲料。她告诉记者自从生病以后已经干不了农活了，只能帮着家里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

　　海南省三亚市村民黄香英：“现在不能干活，现在就觉得这伤口硬硬的，还有这边手半年来没有做手术之前这个手麻，手术之后有感觉了。这嘴巴以前也歪。也不能干活，眼睛风一吹就觉得好不舒服。”

　　1997年，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幼小的生命和无助的她，苦苦支撑着生活。随着岁月的流失，她的悲伤在漫漫淡化，两个儿子也渐渐长大，黄香英觉得生活正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可就在这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她身上，她突然感觉身体疲劳，一直不愿意进医院的黄香英经过家人的百般劝说才走进了医院的大门，然而医院的检查结果又给了她当头一击，医生告诉她，是肿瘤。听到这个消息后黄香英首先想到的就是钱，到哪里去找钱？本来就不宽裕，家里的经济收入只能维持日常的生活，尽管医生让她马上住院接受治疗，但她还是放弃了，回到家开始吃中药治疗。吃了近4个月的中药，病情加重，最后四处借钱，凑齐了手术费。2006年8月，黄香英住进了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村民黄香英：“在海南省人民医院住了23天，做手术花了二万六千元。”

　　黄香英目前家庭收入没有经济来源，两万六千元对于她来说真的吃不消，就在她急着借钱的时候，听妹妹说，只要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可以报销。

　　记者：“二万六千元你报销了多少钱？”

　　海南省三亚市村民黄香英：“一万零三百多块钱吧。我住三家医院一共报销一万一千多块钱。”

　　虽然病魔使黄香英失去了原来端庄周正的面貌，但她的思路还是很清楚的，她说，得了这样的病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她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但在经济上减轻了她的负担，也使她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

　　海南省三亚市村民黄香英：“生病对我们农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事，不过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后得到关心和帮助，对我这个工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就是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得到的好处。”

　　记者：“你每年交多少钱？”

　　海南省三亚市村民黄香英：“每年一个人交10块钱，我们家三口人我和二个小孩，就一年交三十块钱。”

　　海南省三亚市市长陆志远：“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或者说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只有国家干部看病才能够报销，我们叫做天经地义的，现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能在党和政府手中能领回最低几千块钱，最高封顶线是一万多块钱的报销金额，对他们来说想都不敢想。”

　　在海南的采访中，很多像黄香英一样的农民都感觉到新型合作医疗替他们解决了大问题，即使得了大病也不再发愁了。一位当地财政局的同志向我们说起了这几年的一个细小变化。

　　海南省琼海市财政局局长符传富：“以前我们通过城镇等各项手段来下去收基金，但是都好难，现在农民受益了，他已经主动上门交基金，排长队，有一些误了时间，强烈要求补交，甚至刚出生的儿童父母主动要求交基金。”

　　据了解，2006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02亿，各项支出的压力非常大，每一年都要中央财政给予专项经费补助才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能得到保障吗？

　　海南省财政厅副厅长刘平治：“首先就要保证农村的基本医疗，第二呢就是资金筹措到位，我们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逐步退出竞争性的领域，不断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2003年到2005年我们各级财政投入了3665万，06年一年地方财政就投入增加到8970万。”

　　海南省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努力调整支出结构，由省级财政承担自行扩面资金2230万元，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前覆盖所有农民。

　　海南省副省长林方略：“可以说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看病包括一些住院，都能在乡、镇一级的卫生院里头得到解决，这样就有效降低了他的医疗费用。”

　　现在海南省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达到了422万，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达到86%。

　　海南省副省长林方略：“我们现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报销的比例达到了38%，这个比例在全国来说也算是比较高的，但就按38%这个比例来说，农民在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以后他仍然要负担大额的医疗费用。也就是说62%的负担仍然要他自己来负，这对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仍然是一笔比较沉重的负担，我们觉得今后如何合理地调整这个报销的比例，尽可能使农民的受益面扩大，同时我们政府加大对合作医疗基金的投入，不断提高它的覆盖面和报销的能力是我们今后要想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海南每一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组织的村民，都能得到中央的20块钱，对于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海口和三亚几个市县每一个农民补助12块钱，对于经济情况中等的地区，每一个农民会得到16块钱补助，对于经济情况差的省贫县和国贫县每一个农民省财政拿20块钱给他予以补助，再加上县级财政自己要拿10块钱以上的补助，确保海南这个投资最低的筹款可以达到42块钱，加上村民自己拿的10块钱，大部分市县基本上都超过了50块钱的筹资水平。

　　财政部社保司司长孙志筠：“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1451个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占全国总县数的50.7%，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4.1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7%，平均参合率为80.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这也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区别于其他医疗保障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2003年试点之初，农民个人缴1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补助10元，共30元。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助标准都提高到每人20元，农民个人仍缴10元不变。这样筹资标准达到每人每年50元，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40元。2003——2006年，各级财政累计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入资金189亿元。其中2006年为150亿元，包括中央财政补助42.7亿元，地方财政补助107.8亿元，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占合作医疗筹资总额的70%。”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提出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搞得更快一些。2007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同时落实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从温总理的一番话语中，我们能感受到政府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决心。当农民子女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第三位主人公，来自江西的陈国顺。

　　三、办企业缺钱怎么办

　　只有高中文化的陈国顺，十多年前带着自己的梦想和家人的嘱托来到北京，由于身无分文，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只能以做苦力来糊口，登过三轮车，卖过彩票，最后做中草药进出口贸易淘到了第一桶金。手里有了点钱，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呢？他发现，在北京干他这样的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盘算着利用家乡的资源来做点事。

　　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顺：“因为我是在临川土生土长的，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在北京的时候发现这个谈到我们临川有二子，一个是临川彩纸，一个临川黄栀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资源，我就想到家里来做自己的一番事业。”

　　陈国顺告诉我们，自古以来他们当地的野生黄栀子就是地道的中药材，而今又是天然色素的主要材料，一年四季绿油油的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同时规模化、产业化种植也可以带动周边的村民致富。1996年，陈国顺回到家乡，承包了几百亩荒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但是创业的艰辛是他当时远没有想到的。

　　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顺：“我当时投了几百万块钱，它比较艰难，因为它丰产不丰收，丰收没质量。这种情况下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到目前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投入，当陈国顺在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中解决了黄栀子人工种植的技术后，当种植面积从当初的300、400亩扩充到6万亩的时候，他发现这八年不但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而且企业在发展、投入、壮大的过程中，遇到了最大的瓶颈——资金。

　　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顺：“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如果按照常规的金融系统去贷款搞农业，没有那么大的利润去还银行利息。”

　　于是陈国顺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投资，但是一些投资商听了他的项目后，感觉到风险不小，都打了退堂鼓。陈国顺感到也许这次真的跨不过去面前的大山了。就在他几乎丧失信心的时候，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向他提起可以向省农业综合开发办申请贷款，事情出现了转机，过了几天，江西省农发办找到了他。

　　江西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章康华：“首先是这个企业他具有一定的实力，所开发的产业是一个优势产业，能够带动比较多的农民，致富一方农民。”

　　记者：“我们是否要对企业进行调研？”

　　江西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章康华：“对所有的企业要进行一番筛选，从中选出一些带动性强、效益好、开发前景好、信誉高的这么一个企业来重点支持。”

　　当省农发办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核实完天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等相关指标后，资金很快就到位了。陈国顺说，这笔资金就像雪中送炭一样，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顺：“这对我的企业第一个阶段规模化种植这一块起了非常大的稳定作用，使我的基地规模化种植起了一个至关重要作用，它的资金注入使我们的基地快速形成，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对我们公司也好，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作用。”

　　陈国顺的企业走上了正轨，就在去年，他又遇到了一个好机会，国家推出财政参股政策，也就是通过参股形式对当地农村的龙头企业进行投资，陈国顺说过去政府扶持政策借的钱要按期还，而国家财政投资参股形式更加灵活。陈国顺说今年得到国家财政参股资金1500万，尽管是国家参股，但是经营权还是由企业来决定。

　　记者：“这一千五百万元主要用做什么？”

　　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顺：“这一千五百万元主要用于我们黄栀子的后期的产品深加工。”

　　记者：“参股形式、分红形式、经营形式都是怎么样的？”

　　江西天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顺：“这个都是严格按照国家农业开发办、财政部合同规定的，资金的使用还有怎么分红都是严格按照他的规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八年的时间，陈国顺的公司终于从当初的三四百亩种植面积发展到了今天的6万亩种植规模，公司直接带动农户四千多户，间接带动的有二万多户。记者在江西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像陈国顺这种走出去积累了原始资金，又回到家乡发展的私营企业，有上千家，得到财政资金的支持企业有三百多家。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王建国：“从2004年试点开始，到2006年这三年中中央财政用于参股资金累计达到15.31亿元，2007年计划安排10亿元，总投资达到25.31亿元，试点省份由2004年8个省已经发展到全国凡是具备有这样的大型的龙头企业，符合产业政策的省份，全部都可以参加投资参股这种经营试点活动，目前达到20几个省份。财政在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今后将继续加大对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推进财政资金投资参股试点工作。”

　　四、种粮如何挣了十七万

　　2003年以来，国家财政遵循“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力促进农民增收。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已经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制度告别了历史舞台。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我们的农民兄弟生活有多大程度上的提高？他们对2007年的财政支农政策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记者也选取了我国的产粮大省——河北省进行了采访。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主人公——河北农民高各营。

　　3月初的河北平原大地还没有郁郁葱葱的绿，但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田野，却也给人带来一种希望的景象。一年之际在于春，虽然是正月十六，村子里除了家家户户门口的对联和高挂的花灯外，已经没有了过年休闲的感觉。在篙城市夏井村，村民们外出打工的打工，忙农活的忙农活，我们遇到了刚从地里回来的高各营，走进高各营的家，看到的是前几年花7万元建造的新房，当时花了一年的收入，如果放到现在，就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仅去年他家的收入就达到了17万元，高各营说，他家世代为农民，现在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在农村务农。

　　河北省篙城市夏井村农民高各营：“耕地是每人一亩多一点，一亩一。一共是五亩地。”

　　靠5亩地的收入，除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节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么高各营是靠什么赚得每年17万元的收入？89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河北省篙城市夏井村农民高各营：“那年是89年，号召承包地，承包地，俺就开始承包了，刚承包那几年是不涨，粮食不值钱，打下来没人要。那后来干了两三年，头一年，干也不赚钱了，还赔钱呢。”

　　虽说当时他只承包了67亩地，但对于家境本来就不宽裕的高家来说，辛苦了一年还陪了钱，这对高各营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时家里人劝他把地还给人家，别再承包了，种好自家的5亩地，保住温饱就行，但高各营楞是咬住呀，坚持继续承包。

　　河北省篙城市夏井村农民高各营：“第二年，就换品种啊，找科技人员，就开始摸索开了。摸索开始以后，品种建立了，科技赶上了，行了，产量上来了，价钱就高了。”

　　产量上来了，收益自然也就提高了，为了获得更好的效益，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植卖价比较好的优良品种，随着种粮收益的提高，他承包的地也由89年的67亩扩大到97年的300亩。高各营介绍说，特别是这几年，粮食的价格都很不错，2006年，优良品种达到每斤一元钱左右。

　　河北省篙城市夏井村农民高各营：“现在粮食价格不是高嘛，现在最踏实的就是价格，价格高了以后，收益高了，收入就高了。”

　　现在不光粮食的价格稳定，而且国家对种粮农民还有补贴。

　　河北省篙城市夏井村农民高各营：“现在地赚了钱了，一个粮食补贴，再一个原来没有粮食补贴的时候也干，差好几十块钱的时候也干，有补贴以后，政策也好了，品种也好了，多赚钱了干吗不干。”

　　从2004年开始，国家给种粮农户实行每亩38元的粮食直补，2006年又取消了每亩22元的农业税，再加上种植优良品种还可以每亩补助10元钱，这样算下来，高各营说，去年他每亩地的投入就少了70元钱，如果按他承包的300亩地计算的话，仅去年一年他就少投入了二万一千元钱，还有以前每年平整土地，不但要自己投工、投料，现在都是村里平整好以后，按照每家的耕地数量，重新无偿分配到户，不但平整土地是这样，就连灌溉用的水管也是国家出钱给铺。

　　河北省篙城市夏井村农民高各营：“以前也铺的那个管道是自己买，自己买管道，后来，国家给铺管道，又不要钱了，还给你铺上，把水送到地头上了。”

　　采访中在和种粮农户的交谈中，从他们的表情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得到实惠的欣慰。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继续种粮。河北省的许多种粮大户几乎都和高各营一样在种粮中使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全国来说，河北可以说是种粮大省，那么他的财政收入怎样？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去年河北省全部财政收入达到1223亿，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620亿，那么比上年增长18%以上。尽管如此，河北省人均可用财力在全国，仍然是20位到22位这样一个位子，河北省相对来讲，还是财政比较困难的省份。”

　　据我们了解，在河北省产粮大县几乎都是财政穷县，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财政比较困难的省份来说，每年对三农的投入又是怎样的呢？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河北省三农支出的增长，这几年速度很快，那么03年的时候，全省是15亿元，到07年达到28.3亿元，这五年间增长88.7%。”

　　在财力紧缺的情况下，河北省是如何确保对三农的投入，财政厅厅长齐守印说。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每年安排预算的时候，第一要把农业的按照法定增长的要求，按照跟国家有关专款配套的要求，把农业支出先安排出来，把教育支出先安排出来，把科技支出先安排出来，剩余的钱我再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分配，这样子优先保证了。”

　　齐守印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财政厅工作，先是做了八年的研究，然后介入预算，如今已经20多年了，他体会最深的就是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支出结构的变化啊，你从大的方面来讲，这几年的最大变化，一个是向农村倾斜，一个是向社会事业发展倾斜。”

　　在这个前提下，河北省财政厅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使财政支出更加合理有效，河北省不断积极探索。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在1995、1996年以后，连续不断深化的推行专项转移支付方面的因素公式法的改革。按照相关的事项对相关因素构成公式来分配转移支付的资金，通过这种分配，使财政资金的配置有根有据、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提高了财政资金的配置效果，还减少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河北省财政厅还推出了如预算管理改革、绩效评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时做到用制度管钱，促进了财政资金的有效运转。据了解，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共达3917亿元，比2006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地方各级财政也将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五、一百万元买个农村户口值不值

　　我们记者去浙江农村采访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人竟然准备花100万去当农民！如果我告诉你，您可能感觉不理解，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去农村生活，同时还要花上100万。但记者在浙江义乌采访的时候真遇到了这样一位农民，让我们认识第五位主人公何小菊。

　　她叫何小菊，今年50多岁了，在她做姑娘的时候，就梦想着进城做一名城里人。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村民何小菊：“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好像农村户口不光样子长得漂亮，什么都优秀都找不到城里去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年轻时候找对象的时候不管你有多么优秀，你在农村的户口好像是低了一等了。”

　　就因为感觉比人低一等，她发誓即使自己没有城市户口，也要把孩子的户口办到城里去，让她的孩子不会感觉到低人一等。何小菊说，当初是因为没有舍得两万块钱给自己买居民户口，只是给两个儿子花4万元买了两个城市居民的户口，全家就她一个户口是农村的，为这事她也曾经遗憾过。可如今，虽然两个儿子在城里生活得都很稳定，也有了自己的住房，何小菊又开始后悔了。她为什么后悔呢？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村民何小菊：“如果一个人在农村里的话他可以分到108个平方米的房子，两个儿子户口都在城市，他们两人都没有享受到，后悔极了。”

　　何小菊说，虽然两个儿子在城里都有房子，可是跟村里分给她的房子比还是小了点。所以她又尝试着想把两个儿子的城市户口再变回农村户口，但她到乡里一问就傻眼了。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村民何小菊：“它如果100万买得回来的话，买到农村里，我就买回来，因为它108个平方的话要108万块钱才可以卖，那还有一个人的土地征用费呢？相差多了，损失多了，二个儿子户口买出去的话，现在计算起来要250到260万。”

　　何小菊说，她选择在农村生活，是因为城里有的，农村都有，还有一样就是城里的空气没有这里好，而且还有很多想不到的好事。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村民何小菊：“村上过年的时候发过我们二千块钱好像是压岁钱，就是女的55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每一年过春节的时候都给你一个红包二千块。”

　　记者：“像你们这样一个家庭条件在这个村子里是属于中上还是说上等？”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村民何小菊：“中等差不多也不是中上，肯定比我们好的还有。”

　　记者：“那你现在觉得做农民怎么样？”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村民何小菊：“舒服，真的做农民舒服，比城里人吃的蔬菜新鲜，这个蔬菜烧起来比城里的味道都要好一些。”

　　现在她家在城里有房子，每到周末、节假日两个儿子来这里度假。这栋四层楼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联体别墅，何小菊带着记者，从一楼一直看到四层，每个户型设计都有小花园和车库，真是让我们羡慕不已，没想到在浙江当农民这么幸福。村支书介绍说，像何小菊分得的这套住房是村里旧村改造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设计得比这更合理，外观看起来更漂亮。

　　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整个三期最后一批是120户，我们现在这个档次要比我们第一期要高，因为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我们120户农户在那里。我们村子里整个是420户，整个村是一千一百二十八个人，我们在两年里面大家都可以住上新房。”

　　在七一村采访的时候，无论是街道还是市场，无论是居民家还是村委会，已经丝毫感觉不到是在农村里。义乌市市委书记介绍说，从义乌八百多个行政村的情况来比较，七一村的条件和环境来讲是属于中上水平。

　　浙江省义乌市市长吴蔚荣：“现在农民的话他很多人原来是居民户口，都想把它迁回来，因为迁回来后得到的实际利益非常大的，尤其是像宅基地，在义乌这样经济比较发达，商业比较活跃的这个地方，有一块宅基地能够建起一栋房子来，他的实际收益是非常可观的，现在义乌很多农民通过新社区的建设建起了新房子，他用于出租或者是用于其它一些生产经营活动，农民从中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

　　如果说义乌市在浙江来说的话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的话，那么，金华市的寿平村是另一番景象，和义乌市的七一村相比，这个村的商业条件虽然没有那么好，但他们却在旅游方面做起了文章。

　　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寿平村村长戴维平：“我们在新农村建设当中，保护古建筑和创办农家乐，我们整个已经投入了五百万资金，这些设备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大头来自政府的补助，一方面来自村民自筹，一方面来自村集体的投入，通过村的整治，新农村的建设，使古建筑得到了保护，我们还创建了农家乐。像这种竹楼，我们这一带创办了14户农家乐。”

　　村支书说，目前他们村1600多人，585户，年收入平均是七千左右。

　　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寿平村村长戴维平：“国家现在对我们村整个投入已经达二百万元，主要用于新农村的建设和农家乐的创建。”

　　在浙江农村，村民除了自己家做饭用的燃料费、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用等个人开支外，其余的费用许多都由政府埋单了。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介绍说，政府每年至少投入18亿元用于农民健康工程。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我们从去年开始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多万农民进行了体检，你们可能没看到，我看到一些场面，农民就像过年过节一样高兴，祖祖辈辈到医院去体检，不要钱，两年体检一次，体检以后我们发现，农民的一些病还不少，以前叫做穷的病，现在农村也有富的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

　　吕省长说，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浙江省不仅给农民提供贴心的服务，同时更是从大处着手，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改造力度。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的文明向农村辐射。这几年我们围绕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我们抓了一个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重点是围绕路、电、水、垃圾、污水处理等等。应该说我们原来浙江整个是三万多个村，我们这五年要完成一万个村的整治，其中一千个是示范村。”

　　作为一省之长，吕祖善在花钱上有着自己的一松一紧两本帐。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特别是我们政府部门搞这些花花巧巧的事，我是不怕得罪人的，但是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钱，他们提出1000万，我甚至可以2000万或者3000万都给，你看这二年我们财政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钱还是比较大手大脚的，用在我们政府自己的钱我们是要精打细算的。”

　　吕省长说，他已经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工作了近30年，在工作中，他感触最深的是，光有钱不行，还必须有心，无论是“三农”工作还是新农村建设，浙江省始终抓住一个核心——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开展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农民参加培训由政府埋单，从2004年到现在已有近190万农民实施了就业的培训。浙江省本着多予少取的方针，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新农村的路子。去年浙江农民的纯收入达到3335元，比上年提高了9.2%，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0多年在全国各省区排第二位，在谈到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为什么年年增长时，吕祖善解释说。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就是说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收入是靠二、三产业，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整个浙江的从业人员当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大概是24.5%，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是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对浙江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浙江总的来讲还是人多地少，人均半亩地，就是农民增收不要圈在这半亩地农业上来解决农民生活问题，跳出农业来看拓宽农业的收入途径。”

　　吕省长对目前新农村建设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新农村不仅仅体现在农民的房子变大，变漂亮，更重要的在于农民思想的转变。新农村建设不在于眼前，更在于长远。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真正解决我们农村的问题不是靠这一代农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甚至更下一代，我老在讲我们这一届的政府不光是在干现在的事，要为以后打基础。”

　　回望2006，尽管经历风雨，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中国，展望2007年,我们相信,公共财政的阳光将会更多地普照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将会使我们的新农村画卷更加绚丽多彩，将会使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将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经说过：“九亿农民不富，整个国家就不算富裕；九亿农民不稳，整个国家就难以稳定；九亿农民不能实现小康，全国人民实现小康就是一句空话。”“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在这次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几乎横跨全国的集中采访中，从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中，从农民朋友一声声朴素的感谢中，我们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财政阳光普照农村”不再是一句空话，而随着财政对三农投入的进一步加大，相信未来的中国农村将更加阳光灿烂。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欢迎和我们交流！下期《中国财经报道》再见！

　　本期主编：任速雁

　　编导：寇宇红 殷洪生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3

　　重播：周二1：45

　　周日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