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卧底打工政协委员：打工本为寻找创作灵感

　　■对话动机

　　去年7月开始，福建南平市政和县政协委员杨扬以农村“打工妹”的身份，到上海、嘉兴、厦门、石狮、晋江的6家工厂打工，对本县外出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状况进行“卧底”式调查，并于今年2月在政和县政协会议上提交了4000字的提案，关注农民外出务工状况。

　　今年4月1日，本报以图片目击的形式对此事进行报道引起关注，有人关心她“卧底”打工时的遭遇，有人对她的体验动机感兴趣，也有人质疑她的这种行为方式。近日，本报记者通过电话和杨扬对话。

　　■对话人物

　　杨扬

　　女，35岁，福建南平市政和县政协委员、县一中语文教师。

　　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杨扬正好没课。谈到自己的“卧底”打工时，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什么报道都不看，只要自己觉得正确就去做，我怕看了不好的说法，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卧底”动机 原本想给创作找素材

　　新京报：作为一名教师，还是县政协委员，你为什么想起扮作“打工妹”去“卧底”打工生活？

　　杨扬（以下简称“杨”）：是以前的一个学生跟我聊起打工的苦，我才有了这个冲动。去年正月，她从上海打工回来时找我聊天，讲起厂里工人一天干十七八个小时。我心里很受触动，我自己的亲戚也有出去打工的，过年回完家连买车票出去的钱都没有了。我就奇怪，打工到底什么待遇？我跟她说，要不我去你厂里感受一个月，写写他们。

　　新京报：学生对你这话是什么反应？

　　杨：她说，老师你怎么能吃得了那个苦，别开玩笑了。

　　新京报：这么说来，你去体验打工最初并不是因为政协委员的身份？

　　杨：对。其实平时我是个很感性的人，喜欢写文章，在大小报刊上也发表过几十万字。但我写作上的老师曾经批评我专门写表扬稿。比如，写一个村支书，就是高大、正面的形象。

　　新京报：这次去体验，是为了写文章搞创作？

　　杨：对啊，想写写他们，就是非常厚实的个人文学作品，打工纪实这样，很直接，很触目惊心的。但作为政协委员，我也为提什么提案犯愁。

　　新京报：你以前的提案都是怎么来的？

　　杨：第一次，我提过引进本科生建设山村，成为重点提案。第二次，是跟我们县的旅游局局长聊天时得到的一些灵感，但后来我感觉特别不爽，因为用了人家的材料。马上又要提了，我就想，总不能老这样下去，我挺要强的，就想怎么提个比较好的提案。

　　事前准备 调查了约20个村子

　　新京报：聊天时的一句话是怎么变成一个决定的？

　　杨：其实我有了想法以后，就跟很多人说了，想找些支持，让我有勇气去做。后来朋友跟我说，这个做提案也很好。我心想，做成提案就重要多了。

　　新京报：你强调勇气，那么你害怕什么呢？

　　杨：要扮成农民工啊，这让我有点头大。你知道吗？我自己是个老师，平时还比较小资。想到要降低身份，去受那种苦，被人家呼来喝去不说，还不能穿得干净点，洗澡都不可能。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

　　新京报：什么时候下定决心的？

　　杨：去年2月初吧，问过很多朋友以后，决定以我家乡为核心的点，了解政和县人在外打工的情况。然后，我就开始在县里做社会调查。

　　新京报：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杨：去年2月26日，我去了第一个村。那里山多地少，很穷，生活条件差，所以出去的人很多。那天总共走了两个村，都空荡荡的。因为是正月，一个村放了串鞭炮，我发现看热闹的都是女人、老人、小孩，没有小伙子小姑娘。

　　在山路上走时，村里一个人对我说：“你挺漂亮的，我们村还有更漂亮的，不过都出去了。”那次我回来以后，写了《干净的村子》，真的是卫生也干净，人也干净。

　　打工之前，我总共调查了20个左右的村子。都是这种情况，十室九空。走得最干净的一个村，900人剩下80人。再就是去劳动局、教育局、学校这些地方了解情况。一个中学校长对我说过，教育质量年年上升，但学生还是辍学，没上完9年就出去了。春节后学校挨家挨户做工作，但很多学生就跟着民工潮走了。

　　新京报：你做这些调查的目的在哪里？

　　杨：主要是调查人的流动比例、去向，因为我要选择去哪个城市做体验。调查结果是去上海、闽南两地打工的农民最多。一次一个老乡和我在网上聊天，他说，上海的政和人“跟米一样多”。

　　暑假出发 随身带电吹风和《圣经》

　　新京报：暑假出去打工时，你都随身带了些什么？

　　杨：去年7月14日上午9点，我到上海时，身上带了1000多块钱、工资卡。还带了一个箱子，里面有4件旧T恤什么的，我还特意把有牌子的鞋脱了。不过，还有两个特别的东西：一是电吹风，我不洗头不习惯；二是带了本《圣经》，万一我脾气糟糕时，打算读读那种宁静的文字。

　　新京报：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

　　杨：第一份工作是面试来的。我交代一个上海的朋友在家附近捞捞，他看到有印刷厂招工，就说我是他乡下表妹，介绍我去了。面试的时候，在门口他让我把头发特意打乱了点，因为太整齐不像打工妹。老板跟我说包吃包住，一个月600块钱，没干满一个月不给工资，不能请假，没有休息。然后要我第二天早上8点准时到。

　　新京报：你在印刷厂做什么工作？

　　杨：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就做检验工，检查牛皮纸袋有没有脱线，每只袋子看5个地方，看完5个袋子就叠起来，抱一边去。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一天要干十二三个小时。

　　新京报：感觉如何？

　　杨：没做半个小时，我心里就很烦了，巴不得立刻走人。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新京报：为什么只干一天就走了？是怕累吗？

　　杨：累是一方面，主要是那个厂里没有我们政和县的老乡，我想了解老乡的打工情况。

　　工作情况 在5个城市待过6家工厂

　　新京报：你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工作？怕不怕工厂老板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和意图？

　　杨：工作主要是通过老乡介绍的。我做过石材厂的拌料工、电子厂的组装工、服装厂的锁边工、印花厂的制袋工。有时候，我会告诉老板，我是来做社会调查、积累文学创作素材的，他们也不会起什么疑心。

　　新京报：有待遇和环境比较好的工作吗？

　　杨：有一个政和老乡在上海开办的人造石厂，算是最好的。工厂规模大，每个月工资一千四五，简直是天堂了，我们很多老乡在里面。但工人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厂里气味刺鼻，热天工人都要戴口罩，因为粉尘很大。

　　我遇到那个腿烧伤的老乡就在这个厂。他大概40多岁，在建材市场当过业务员，后来失业了。这个厂的老板收留了他。他在生产线上，必须用固化水，那个东西掉在皮肤上，皮肤就痒、发烂。现在他们夫妻都在上海，但他舍不得让妻子来厂子，因为工作太苦。他们都能吃苦，觉得一个月一千多块钱，还管吃住，总比在农村好。

　　新京报：你打工体验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

　　杨：暑假将近一个月，我在上海待了11天，后来去了嘉兴、厦门、石狮、晋江，总共6家工厂。最短的干了半天，最长的一天一夜都在工作。

　　新京报：听你这么说，频繁换工作，会不会让人产生蜻蜓点水的感觉，体验不深刻？

　　杨：主要是时间有限，我想多跑些地方，多体验不同的打工方式。有时候，我还会通过和老乡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新京报：这近一个月，你看自己带的那本《圣经》了吗？

　　杨：刚到上海时看过一次，后来就没空看了。

　　“打工”归来 早起化妆1小时遮黑斑

　　新京报：你怎么来描述自己“打工”回来的样子呢？

　　杨：很狼狈。刚回来衣服又脏又皱，有的还染上了油漆。我的脸也是黄的，憔悴了，也老了，脸上头一次长了黑斑。那段时间我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前，早上都是6点多起床，然后花1个小时化妆，粉底都比平时打得厚了。

　　新京报：怎么看待那段打工的日子？

　　杨：本来想打工每天都记日记的，但真的没空，有时候太累，中午趴在机床上就睡着了。所以，回来以后才整理了日记，总共一二十篇吧。再把当时短信记的人名地名写下来，记不清的就翻车票。

　　新京报：这些素材是怎么变成提案的？

　　杨：提案出来，只有4000字。但我之前一稿就写了3万多字，定稿1.9万字。大概分两部分：政和农村调查得到的情况，城市打工的情况。其中，写工厂的有8000多字，基本占了一半，每个厂都写一部分。但后来，按照提案的条框，我就写了基本情况和建议。大部分过程都省了。

　　新京报：经历了这次打工体验，你对县里有什么建议？

　　杨：我就是想建议给外出打工的政和人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更重要的是，县里要有经济平台，把本地企业招人的情况公布出来，包括待遇等等，鼓励农民留下来。

　　出去好还是留下好，这个我讲不好，但我把事实摆给你们看。对农民来说，本地工厂少，都留下也没地方就业，但也不能走这么干净吧。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没感情、对家没感情，那还怎么办呢？

　　新京报：县里对这个提案有什么反应？

　　杨：春节后，政协为这个提案表扬了我，说我做得不错。县里现在也正在研究。

　　新京报：有人说，

　　杨：要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个特例。我有寒暑假，有能力花一点钱，谁都像我这样，怎么行？不过，真的下去走一走，确实会有收获和感触。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关注你的事情，也关注你个人，感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杨：我现在什么报道都不看，这样我觉得清净。只要自己觉得正确就去做，我怕看了不好的说法，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新京报：你以后还会做类似的“卧底式”体验吗？

　　杨：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做的。只是不知道下个提案要做什么。（采写：本报记者 相丽丽 摄影：高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