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不能 应当考虑举证倒置

　　本报特约记者 刘银龙/文

　　吴之如/图

　　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事实，法律上视为不存在。“谁主张，谁举证”是打官司的基本常识，一旦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举不出证据，这就是举证不能，便会遭受败诉的风险。

　　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本来应当自己举证的，推给对方负责举证，在冲出自身举证不能困境的同时，反而加大了对方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风险。

　　在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之下，法官亦可以分配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法官也可以决定“举证责任倒置”，这对当事人来说尤为重要。

　　“零口供”与刑事公诉

　　刑事公诉案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提供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不能将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要求犯罪嫌疑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

　　刑事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一言以蔽之，可以用“零口供”概括，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据以确信犯罪嫌疑人有罪，应不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为依据。说白了，“零口供”作为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公诉制度，其标准是，要在不依赖任何口供(即零口供)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

　　“零口供”制度强化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除口供对其他证据的补充说明作用，似乎也不现实。因为物证、书证都是死的，并不会开口说话。由此，书证、物证与刑事公诉案件的关联性，特殊情况下，仍需要“口供”予以衔接。像这种“口供”，很多犯罪嫌疑人往往以“司法机关刑讯逼供”为理，当庭翻供。在西方一些国家，因有“律师在场”制度和“全程录像”制度。法官会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交由公诉机关举证。而中国刑事诉讼尚未建立“律师在场”制度，公诉机关无法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更无法证明有刑讯逼供，双方都陷入了举证不能的境地。于是，法官认为，若由公诉机关举证，刑事公诉将难以进行，从而放纵罪犯，裁定由犯罪嫌疑人举证，若犯罪嫌疑人无证据证明司法机关“刑讯逼供”，法院则认为“刑讯逼供”事实不存在。这就是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很显然，法官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检察机关刑事公诉案件的胜诉概率明显提高(近几年，检察机关正逐步确立“全程录像”制度，相信法院对“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会逐步改变分配形式)。(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

　　民告官，官举证

　　中国有“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斗”的俗语，在现代法治国家，如果官员(

公务员)执法脱离了法律的轨道，老百姓都忍气吞声，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为了鼓励民告官，也就是监督官员公正执法，国家特别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凡是民告官的，一是不收诉讼费，二是对老百姓的起诉是否有道理，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行政诉讼法本身就直接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挑战“官本位”最大胆的具体措施之一。

　　行政诉讼法将老百姓摆上了非常有利于打官司的位置，但行政诉讼法也规定，老百姓仍需对行政机关的“侵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老百姓民告官在法院就立不了案。一些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收了罚款不开票，或作出处罚不给处罚决定书，扣押物品不开扣押清单，就是怕老百姓告到法院。这种情形下，老百姓其实无法举证，可行的办法就是提供人证或在交涉中形成书证。

　　民事官司中的举证倒置

　　民事法律直接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很多，如下列纠纷都规定有相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定情形：

　　(1)高空、高压、高速、剧毒、辐射等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官司；(2)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官司；(3)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官司；(4)专利官司、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官司……

　　除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之外，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如举证不能，还应充分运用“法官裁定举证责任倒置”。

　　“法官裁定举证责任倒置”，最有名的案例是“高空抛物伤人案”。

　　一名行人被一高层建筑中抛下的烟灰缸砸伤，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名被砸伤的行人应举证证明谁抛下了烟灰缸，才能要求赔偿。但该行人显然无法证明具体的侵害人。于是，这名行人将该栋楼所有的住户告上了法庭，法官则裁定，该栋楼所有的住户如不能证明具体的侵害人，则全体住户负责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裁定举证责任倒置”，在一些复杂的民事案件中有广阔的运用空间。但当事人必须有充分、独特的理由说服法官。

　　举证不能，当事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有条件收集证据，但没有收集或准备，这时当事人要考虑是否可以适用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二是无法准备证据，当事人可以依据公平原则，请求法院裁定举证责任倒置。总之，举证责任如何确定，是所有当事人必须纳入考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