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背后：记录维权父亲朱鼎龙

　　本刊记者/杜智娜

　　人物简介：朱鼎龙，小学高级教师。1995年开始为因药物致聋的儿子朱逊讨说法，8年维权，终获胜诉，期间他 坚持写了120余万字的《爱的呼唤》日记。2003年，踏进了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直播现场，父爱如山，感动中 国。此后，他将《爱的呼唤》日记整理成书，书名为《官司》。

　　“今天，风雨交加，然而，各位朋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这里，参加《官司》一书在扬州的全国首发式，也许是大家 的真心、诚心、爱心感动了上帝，老天爷也变得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2007年3月15日上午的扬州，小雨。

　　在扬州市新华书店内，身着浅灰色风衣、面容略带憔悴的朱鼎龙，被摄影记者的长枪短炮紧紧包围着。

　　近几日，朱鼎龙非常忙，作为一个维权的亲历者、胜利者和《官司》一书的作者，他备受媒体关注。

　　签售仪式结束后，在新华书店的一角，朱鼎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说，为了这次首发式，他特意穿上了200 3年参加“3·15”晚会时穿过的风衣。记者留意到，他的左胸还佩戴着一枚“3·15”的徽章。

　　从《爱的呼唤》到《官司》

　　黑暗中，我摸出两张信纸，借着窗外的余光，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下了“爱的呼唤随记”六个字,我要记下我的痛苦 、我的思索、我的努力、我的呼唤。

　　我暗暗发誓：孩子，从今天开始，爸爸要为你每天记下《爱的呼唤》，虽然此时“望子成龙”已经成了空想，但无论 什么时候，爸爸都要为你争取到做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爸爸一定用人世间至真至纯的爱，在有生之年，将你救出苦海……( 摘自《官司》)

　　打开《官司》，扉页后面是一张照片，拍摄了近30本记载《爱的呼唤》的日记本。其实，朱鼎龙所写的日记，远远 不止这些。从1995年至今，他一共写下了2800多篇日记，共120余万字。这些日记就是《官司》的雏形。

　　“我觉得，‘官司’两个字的含义十分深刻：‘官司’是广大公民追求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我们希望大家都来维护公 平正义；‘官司’也是老百姓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不希望这最后一道屏障轻易失守。”

　　朱鼎龙说，《爱的呼唤》日记只是一种记录，当初他并没有出书的想法。他在《人生自白》中写道——

　　曾几何时，我从来没有过自己著书的奢望，更谈不上长篇了，因为在羡慕作家有敏锐的洞察力、渊博的知识、丰富的 想象力和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之时，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天赋的严重匮乏。

　　这么多年来，我消耗了许多许多，我曾一次次有走到生命尽头的绝望，然而，当经历了8年难以想象的艰难抗争后， 我感到这一份体验也许是作家们似曾相识却都不曾亲身经历过的，苍天已经将重任压在了我的肩头，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 我已没有理由让它流失在冥冥之中。于是，谢绝了好心人关于“请知名作家完成这部巨著”的提议后，笨拙的我在百万言血泪 日记中，捡起那不堪回首的记忆，开始了独辟蹊径而力不从心的艰难跋涉。

　　决定写书后，这位习惯了用粉笔写板书、用红笔批试卷的乡村小学教师，被电脑打字难倒了。

　　“刚开始，我都是用手写。写到20万字时，维权的经历还不到一半，但书稿已经摞起好高了，别说是修改了，就是 翻阅一遍都觉得头疼。”于是，2003年的助残日，朱鼎龙买回了全村第一台电脑。

　　“我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接触电脑打字，都因为朱逊维权一事耽搁了。再次接触打字，我从严要求自己， 一开始就学习盲打，因为我知道，如果既看键盘，又看显示屏，势必影响思路。”朱鼎龙说话时，两手还在做打字状。

　　通过练习，他的打字速度越来越快，可是写书仍然不是一帆风顺，“就像在伤口上撒盐那样，令人难受。这种痛苦， 是作家们所不曾有过的。”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

　　2006年8月8日，朱鼎龙带着50万字的初稿来到北京，单枪匹马联系出版社。“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法律出版社 ，因为法律一直是我的追求和信仰。”通过114查询，他与法律出版社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与编辑几经沟通，朱鼎龙三易其稿，50万字的书稿缩成了30万字，20个章回体标题内加上了100个小标题。 “一百，象征着圆满，我希望我们的法律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朱鼎龙已经将自己的全部稿费捐献给“3·15”维权及公益事业，同时，读者每购买一本书，法律出版社也将向公 益事业捐献1元钱。“这次出书就是希望给更多的维权者以启示和希望，希望能够激励他们，维权最大的痛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朱鼎龙说。

　　2007年3月13日，赶在“3·15”之前，《官司》一书在全国的新华书店上架。

　　8年维权

　　我想到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来聊以自慰，如今，我已被逼上了人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虽 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不知已迈出多远，是爬上了雪山，还是正在过草地？如果畏难而退，势必半途而废，枉度一 生，我也搞不清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摘自《官司》)

　　朱鼎龙很健谈。整个采访过程，他始终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维权经历。

　　“1995年9月23日，我的心也被那一针打进了冰窖。在僻静处，我声泪俱下。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对你的希望 有多大，可如今已欢乐不再，希望成了泡影，伴随我们的将是苦难和泪水……”

　　就是23日这一天，朱鼎龙在扬州市苏北医院给儿子求治时，得知朱逊是药物致聋，从这一天开始，他便每天记录《 爱心呼唤》日记。

　　事情发生在同年的6月10日，2岁的小朱逊因轻微咳嗽，被扬州市运西乡卫生院超大剂量注射了一支8万单位的庆 大霉素，致使他的双耳失聪，语言功能也随之退化。

　　此后，从上访到诉讼，朱鼎龙被“逼上了人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给儿子讨一个说法，他的“长征”一走就是 八年。他在《爱的呼唤》日记中这样写道：“孩子，我们虽处同一地方，却在两个世界，爸爸不能代你受罪，却在想方设法救 你啊！”

　　“如今，小朱逊获得了赔偿，也成功地接受了手术，你写的《官司》一书也已经出版了，你认为，你的‘长征’结束 了吗？”本刊记者引用了他在书中的比喻。

　　“当然长征还没有结束，只能算是爬过了雪山，还没有走过草地。”朱鼎龙不假思索地说：“我不知道用‘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来回答是否准确，也不知道是否可以说长征结束了也未必就已经取得胜利，前面还将面临‘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因为，他的儿子朱逊还在北京做恢复治疗。

　　8年的维权路曲曲折折，其中的艰辛，只有朱鼎龙才能体会。他认为今天的胜利是多年的“量变”促成了“质变”。 朱鼎龙发现，“如果放弃了，就肯定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很难想象，重重阻力，割不断他对孩子的爱，屡屡碰壁，动摇不了他对法律的信仰，他凭高尚的人格，团结并调动 起人世间的正义力量，拨开迷雾，让自己和世人见到阳光。”这是2004年，朱鼎龙被评为扬州市首届年度风云人物时，一 位观众给他的留言。

　　走进央视

　　当王小丫问我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么一直不停地走着时，我感慨不已：“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律能帮孩子 ，还孩子一个公道。这么多年来，有许多素不相识的热心人，给我们关心和支持，使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真情和正义的力量。” (摘自《官司》)

　　2007年3月15日，扬州市新华书店的签售现场，有一台42寸的等离子电视机，反复播放着中央电视台200 3年的“3·15”晚会中有关朱逊的报道。当屏幕中一个男孩站在台上演唱专为朱逊创作的歌曲《我想听到》时，朱鼎龙的 眼睛湿润了，一旁的读者也无不落泪。

　　朱鼎龙为朱逊8年维权的经历就是在这场晚会上真正被人熟知。

　　2002年12月26日，朱鼎龙接到了央视“3·15”晚会节目组打来的电话。几天前，他得知正在电视上播放 “寻人启事”，他觉得自己就是他们要找寻的人。

　　“节目组的热线很忙，直到25日我才拨通，对方记录了我投诉的情况后，让我等待回复。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我就接 到了他们的电话。更让我欣喜的是，好事成双，就在接到节目组的回复电话的第二天，我拿到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胜诉判 决，朱逊获赔36万余元。”4年过去了，朱鼎龙说起此事仍然很激动。

　　就是那场晚会，创下了电视传媒最短时间最多人数参与的纪录：一个小时内，全国竟有29万观众向小朱逊伸出援手 ，捐款总数达359万元之多！

　　这是一笔救命钱，朱逊需要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而父母身体一直不好，妻子失去了工作，小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8年的奔波，朱鼎龙家已经一无所有。即使是这样，他只留下了做手术用的20万元，将剩余的339万元捐赠给公益事业 。

　　“虽然这笔巨款是全社会给予小朱逊的关爱，但我们没有理由占为己有而成为‘暴发户’，我们只希望通过自身辛勤 的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而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渴求帮助的人，他们更需要关爱，我们为能为社会作点贡献而高兴。这笔钱 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转赠而已。我们全家都认为，让这笔钱回归社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别人的不理解， 朱鼎龙解释得很坦然。

　　父爱如山

　　所幸的是，几年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小朱逊已能开口用言语和我们进行简单的交流，我深切地体验到孩子的变化，他 渐渐长大懂事了，他想上学了，他已经明白了我对他的一腔父爱。他甚至发展到了睹物思人的程度，不让其母收拾起我用过的 物品，在情不自禁说“我想爸爸”时，泪水打湿了他紧紧抱着的我枕过的枕头。(摘自《官司》)

　　提到儿子朱逊，朱鼎龙内疚中略带一丝安慰。

　　“我少说一句话，竟然带给逊儿这么大的不幸，我很是内疚。”朱鼎龙回忆说，当时小朱逊只是受了凉，有点儿咳嗽 。医生给他开了庆大霉素后，他有点儿担心如此便宜的药能否治好儿子的病。就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坚持换药，才导致2岁的小 朱逊双耳失聪。

　　“望着失去听觉的逊儿，我的心中满是怜悯，满是愧疚和指责。我觉得对不起孩子，孩子的不幸是我对他疼得不够、 爱得不深造成的，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无异于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此时的朱鼎龙将责任都归结到自己身上。

　　朱鼎龙一边找给朱逊打针的卫生院讨说法，一边带着朱逊治耳聋。由于家里经济拮据，夫妻俩带着小朱逊露宿上海火 车站。

　　“当时，被常人怜悯的这些露宿街头的打工者，都成了我们羡慕的对象，他们毕竟有被褥，可以进入甜甜的梦乡，而 我们却无法抵御凛冽的寒风。”夫妻俩只能将身体紧紧地依偎在小朱逊身边，用两个人的体温相拥着可怜的孩子。

　　最让朱鼎龙心痛的是，随着小朱逊一天天长大，他懂事了。一次，他在纸上写下了“我想听，没有声音”。朱鼎龙万 万想不到孩子会写出这样的真心话，只得接过笔来，在下面写下“你会听到声音的”。

　　他在《爱的呼唤》中写道：“夜晚，我突然听到逊儿会数数了，而且从一一直数到三十几。‘孩子会说话了！’我大 喜过望，然而好景不长，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场梦，梦醒时分，我的枕边已湿漉漉一大片。”

　　2003年8月18日，小朱逊成功地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在莎利文康复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残联的“穿针引 线”下，海淀区红旗村小学敞开怀抱接纳了小朱逊。

　　2007年2月28日，寒假过后，朱逊和母亲要回北京上学。在扬州火车站，已经上车的小朱逊隔着车窗玻璃，举 起了手中的手机。孩子的手机上清楚地写着“我喜欢我的爸爸”，接下来，朱逊又打出了一排字：“我要听爸爸的话！”

　　8点10分，火车开动了，朱鼎龙带着女儿追赶渐渐加速的火车，小朱逊也在透过车窗看着爸爸。当朱鼎龙看不到朱 逊身影的时候，却收到了小朱逊的短信，内容是：“爸爸，我要努力学习！”

　　“手机上留下了这条短信的发出时间是2007年2月28日20点11分20秒，距离火车发动只有短短的1分钟 。我看到这条短信后，忍不住泪如雨下，我便把它一直保存在手机上。”手拿着手机，翻到那条短信，朱鼎龙的声音有些哽咽 。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