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摊贩是城市的福利和安全哨

　　文/童大焕

　　在中国，各地城市管理部门成立大约不到十年时间，可是城管与街头游走的小贩之间，矛盾却愈演愈烈。中国改革开 放之初，各地方主要领导甚至亲自用周末时间上街摆摊以鼓励人们自主创业，但自从城管诞生，就开始对这些街头摊贩“围追 堵截”，导致十年来中国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数量逐年锐减。

　　游商问题，并非今日才有。据颜丙文先生介绍：据上海《黄浦区志》记载，1946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 ，造成农村破产，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增多，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在街头设摊，以获得一些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当时全市摊贩已 达10万余人。1946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以设摊“有碍市容”、“妨碍交通”为由，于7月下令只准在指定地点设摊。 8月2日又下令在黄浦老闸两区于8、9、10三个月内取缔所有摊贩。8月，警察开始拘捕摊贩，并没收货物，两区上万摊 贩及其家属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摊贩们为了争取生存便起来反抗。由于摊贩坚持斗争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市政府和市参议会 不得不收回取缔摊贩的成命，释放被捕的摊贩，发还没收的货物。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此次群众抗暴斗争，连一些外国报刊也 认为这次事件“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

　　台湾“二二八事件”也肇始于街头摊贩血案。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查缉员查获一位四十岁寡妇林江迈的私 烟，遂将其全部公私烟及现金悉数没收。林江迈尚有一儿一女，全依靠烟摊艰难度日，她苦苦哀求说：“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 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我吧……”但查缉员不予理会，当时围观民众很多，纷纷加入求情行列，林江 迈情急，抱住查缉员不放，却遭查缉员以枪管打破头而鲜血直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查缉员发生冲突，有无辜市民被当场打死 ，其状甚惨。其后，矛盾冲突逐步加剧，终于酿成大规模的群众起义。

　　今日之中国，乃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要想在城市完全消灭无证摊贩，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乌托邦的幻 想。明知不可而强力为之，则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结果只能是激化社会矛盾而非解决实际问题。

　　日渐衰落的小农经济，轰轰烈烈的征地运动，使大量一无所有的失业农民，迫切需要到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除了 从技术和资金含量最低的街头摊贩做起，他们在城市几无立锥之地。如果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只能转而通过其 他更具危害性的违法犯罪手段谋生。

　　游商其实是一个城市的巨大福利，它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体现出便利和廉价的特征；读过《美国大城 市的死与生》的人会知道，游商存在，也是城市无处不在的眼睛，能够有效地降低犯罪的发生，是城市的安全哨。有人若以游 商的商品质量不可靠不卫生为由欲取缔之，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大企业照样存在大量的产品质量问题；有人欲以妨碍 交通为由欲取缔之，但他们并不妨碍机动车行驶；有人以他们没有工商执照没交税为由欲取缔之，其实他们愿意缴纳部分税收 和卫生费用。但对于他们，国家应该采取的是免除一切税费的政策。

　　游商的存在与否，也不是社会发达文明程度的指针。像美国纽约、德国汉堡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超级发达地区，游商们 照样安之若素。不仅在小区内、非主干道游商们可以闲庭信步，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 场上还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一派诗意盎然的和谐景象！在公民的所有权利中 ，生存权是第一位的。而且，“先有市后有城”乃是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必然规律，嘈杂混乱三教九流上至达官显贵中 至引车卖浆者流下至街田院乞儿自由穿梭于市才是真正的“清明上河图”。一些人为了表面的“秩序”与“整洁”，不惜牺牲 市民物质生活的方便与廉价，以及精神生活的闲适、诗意与散漫，以一己之好恶，动用公共之权力，为城市划定整齐划一的步 伐。在权力缺乏公民严格约束的条件下，这样的“整齐划一”往往能够得以推行，但城市却因此失去了嚣闹的本质以及三教九 流各色人等互相交融且自得其所的内在的灵魂，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冰冷的“死城”；失去了闲庭信步的悠闲自在 ，变成了匆匆的过道！

　　这不是简单的堵和疏问题，而是政府在更为根本的行政理念上，是确保公民更多、更充分的自由，还是限制公民自由 的问题；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某项表面的、肤浅的管理目标为本的问题；是懂不懂城市的灵魂为何物的问题。所幸，有很多城 市开始对游商逐步解禁，乌鲁木齐开放游商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上海市民从今年下半年起，也无须再为修鞋、修伞 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了。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这是城市管理理念 的一次转身，必将带来市民生活质量的大提升。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