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万尾中华鲟同日回“老家”

　　长江沿线11地点进行放流；所有鲟鱼被放置鱼标，可识别放归时间等个体信息

　　昨日，湖北荆州，一尾小中华鲟停留在放流口，一位志愿者小心翼翼上前救援(上图)。在北京海洋馆“疗养”一年多的32号野生中华鲟被放归长江（下图）。本报记者浦峰摄

　　昨日，在北京海洋馆“疗养”一年多的两尾特大野生中华鲟乘车抵达长江荆州段汽渡码头，被放归长江。当日，“长江珍稀水生动物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珍稀水生动物达40万尾。新华社发

　　昨日凌晨4点，工作人员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本报记者浦峰摄

　　昨日，32号野生中华鲟被放流进长江。本报记者浦峰摄

　　本报荆州讯（特派记者刘建宏崔木杨）看到中华鲟28号、32号先后由滑道顺利进入长江，驳船上的人们欢呼起来。昨天上午，长江湖北荆州段，6万多尾大小不一的中华鲟回到了长江母亲的怀抱。加上当天在其他江段放归的数量，昨日共有11.3万尾中华鲟回归长江。

　　40万尾珍稀鱼类“回家”

　　昨天上午9时30分，长江水产研究所和北京海洋馆的工作人员为28号中华鲟重新在背部的骨板上安装了觅踪器。前日装好的觅踪器被它蹭掉了，工作人员表示，这说明在运输中被麻醉的28号中华鲟已经完全恢复了体质。

　　“3、2、1，放！”大约10分钟过后，放流正式开始。现场指挥员话音刚落，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湖北省副省长刘友凡等4人先后将中华鲟28号和32号的暂养池打开，备受关注的两尾中华鲟顺着滑道滑进长江。

　　“长途跋涉”到荆州的两尾中华鲟回到长江的“怀抱”后，在水面摆摆尾巴，沉入了江底。

　　与荆州主放流点同时进行放流活动的还有沿江9个省市的渔业部门的11个放流点，共有40万尾珍稀长江鱼类被放归长江，放流的中华鲟有11.3万尾，其中6万多尾在荆州放归。

　　放归中华鲟带“身份证”

　　记者在放流现场看到，从北京海洋馆长途运到荆州的两尾中华鲟体形最大，除随后放归的几尾成年鲟鱼体形相对较大外，其余的均为20厘米左右的小鲟鱼。

　　长江大学水产养殖系的主任柴毅老师昨天带领了200多名学生参加放归活动。几尾成年中华鲟放归完毕后，她指挥她的学生两人一组，用塑料箱将小鲟鱼倒进长江。

　　这是柴老师今年参加的第三次放归活动。柴老师介绍，放流的每个小鲟鱼被植入鱼标类似人的身份证，如果被渔民误捕或者死亡，通过仪器就能识别出这条中华鲟的放流时间、地点等个体信息。

　　记者注意到，裸露鲟鱼体外的鱼标是一根几厘米长类似细铁丝一样的东西，一般被植在中华鲟身体的两侧。

　　放归鲟鱼不担心渔民捕捞

　　成千上万条中华鲟被一筐一筐地倒进长江。在放流的现场，人们根本想象不出中华鲟濒临灭绝的现实。

　　“如果能存活1%，那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放归的基数大。”柴老师讲，中华鲟的人工养殖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成功，成活率很高。但是，受长江水质污染以及中华鲟觅食特性等方面的影响，中华鲟洄游和存活率极低。

　　对于渔民的捕捞，柴老师表示不太担心。她说，近几年，长江的渔民们都知道中华鲟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果发生中华鲟被捕的情况，一般都会将其重新放回长江，如果是已经死亡的鲟鱼，那么渔民会联系长江水产研究所，将死亡的中华鲟送回来做研究。

　　■现场

　　中华鲟回家饲养员流泪

　　几位饲养员难舍中华鲟，担心捕不到食

　　周文军把帽檐拉得很低，双手支在中华鲟暂养池上，一动不动地看着32号中华鲟。

　　28号和32号中华鲟被放归到长江时，人们的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他和蔡经江悄然离开了人群，一脸严肃。

　　他们俩是这两尾中华鲟的饲养员。

　　“毕竟喂养了两年，（心里）很失落。”中华鲟的“回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离开”。看着周围的人们忙着放流，小周的话不多，表情严肃。

　　小蔡也不愿意多说话，他摆摆手拒绝了围上来要采访他的记者。他说，这两条鱼非常愿意和饲养员亲近，回到长江后可能面临危险，可能捕不到食物。

　　北京海洋馆水族部的经理杨道明是此次北京到荆州放归车队的总指挥。“（到了海洋馆后）长了300斤肉，当然舍不得了。不过两年前就盼（把它的伤治好后放归）这一天，看到它回到长江还是很高兴的。”台湾人杨道明操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没关系，我们还能追踪到它。”“有位饲养员哭了。”回宾馆的路上，海洋馆一位工作人员说。

　　■花絮

　　加拿大朋友现场提建议

　　希望放归活动多坚持，唤起人们对中华鲟关注

　　温哥华水族馆主席南丁格尔（音）此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特意参加了昨天的中华鲟放归活动。

　　在现场，南丁格尔表示，希望唤起人们对中华鲟的关注。

　　新京报：保护珍稀水生动物，加拿大有怎样的做法？

　　南丁格尔：加拿大也有鲟鱼，只是不同的种类。

　　温哥华吸引大量的参观者到水族馆，在参观的同时把参与环境保护和珍稀动物保护的信息传递给参观者，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新京报：对于此次放归活动您有何评价？

　　南丁格尔：活动非常成功，但贵在坚持。北京海洋馆和水产研究所合作是一种新的方式，其他海洋馆也应该学习，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环保学家和工作者将这样的活动推动下去。

　　新京报：对于中国在保护珍稀水生动物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南丁格尔：还需要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参与进来，同时政府和公众都要给予足够的支持。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荆州记者 刘建宏 崔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