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标语变迁调查

　　在中国，标语很多，它们被刷在墙上、挂在树上、甚至像广告牌一样矗立在街上，不怪乎有外国旅华学者说，“标语”应该和“长城”、“熊猫”、“孔子”一样，列为可代表中国的符号。

　　然而，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中，却充斥着些许被时代所抛弃的、或者言之无物、形式主义的标语，有些标语甚至还违背法律，这样不但会造成大量的浪费，甚至会污染城镇“软形象”。

　　前不久，北京大剧院的一段相声将“中国式”标语讽刺挖苦了一番。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写下《口号万岁》一书，其中与书同名的文章就以孔庆东本人游历，记录下了一批中国代表式的口号，此《口号万岁》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且有网友甚至搜集了“有中国特色”的各地标语口号发在网上，平日里随处可见的标语，收集起来竟然成了“诙谐可笑，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标语怪现象之1：混淆是非 不知所云

　　在河北经常可以看见“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的标语写在墙上，孔庆东用“哭笑不得”来作评价：“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合法了。”

　　河北还有一条现身比较多的标语是“光纤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是想让人去偷含铜的东西，离光纤远点儿，有点儿“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可偷”的意味。

　　坐在进京的火车上可以看到铁路沿线刷写着这样的标语：“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边威吓，边普法，让人哭笑不得。

　　在山东省济宁市至汶上县公路旁，某乡镇挂出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此口号甚至带有故意误导民众法律知识的嫌疑。

　　孔庆东接受采访时说道：“这些荒谬不通的标语不但混淆是非，扰乱思维，实在是给国家丢脸，也给政府丢脸，我写出《口号万岁》一文，也是希望政府看到后能够出面管管。”

　　标语怪现象之2：铺张宣传 劳民伤财

　　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河北省邢台市南二环的路边上，上面写着一句标语：“关爱女孩，就是关注民族的未来！”据了解，这块牌子共花费2万6千元。

　　据《南方日报》在2005年的报道，湖北省郧西县热衷于山上造字，金銮山上有“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全长两公里，每个字667平方米，用水泥、石头砌成，跨越三座山，共投入2500个劳力，做了3个月，让人瞠目结舌；腰滩河上同样有12个大字“做好水土文章，绿化湖北山川”，全长5公里。这20个字耗资多少，没有准确数目，但估计价钱不菲。

　　郧西县林业局有关人士介绍说，全县造的300多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大字近100个，为此不仅花费巨大，这种开山造字还造成森林毁坏以及水土流失。

　　“每项工作开展前，刷写多少条标语，做好怎样的宣传工作，都是有任务的。”河北某乡镇领导透露，“如果达不到要求，将会纳入当年的政绩考核，若扣分的话，当年的评先就没机会了。”

　　标语怪现象之3：靠标语制造声势

　　中国十分重视标语的作用，任何工作几乎都要辅助性地制造宣传标语，有学者将其称为“标语崇拜”。记者在采访时，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官员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在开展一项工作前，宣传标语是必要的前期工作。

　　一般官员普遍认为，开展一些重要工作和活动，通过张贴(悬挂)标语，有利于制造声势，以便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使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在有些地方，宣传标语的多少甚至成为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如果一个精神下来，或者开展某项工作之前，口号和标语的宣传程度是有规定的，下级单位要按照规定完成任务。”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

　　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基层工作中始终存在一种误区：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和周围同级部门相比，标语口号俨然成为一种造势运动。

　　由此，官员热衷于这些形式主义，每逢上级领导检查，总有红色横幅早早地悬挂出来。

　　■安全隐患

　　看提醒标语太入神

　　导致一场交通事故

　　4月11日，张全民驾车行驶在106国道上，马路上空一个横展开来的标语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块儿绿底的牌子写着几个白色大字，“谨慎驾驶千趟少，大意行车……”张全民仰头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田间一辆摩托车蹿上了公路，他赶紧往左打方向盘，这辆桑塔纳2000顿时撞向公路上的隔离栏。

　　提到这起事故，张全民虽然毫发无伤，但仍然心有余悸。一则提醒司机注意行驶安全的标语，却成了诱发张全民交通事故的主因。这让张全民哭笑不得：“当时正是想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标语，才没发现那辆摩托车。”

　　■地方整治

　　长春举办大型活动

　　不准在树上挂条幅

　　面对一些“不良标语”的危害，部分省市曾经采取了行动。

　　1997年，在时任河北省委秘书长栗战书的提议下，河北省进行了全省规模的“整风运动”，其中涉及到不良标语的清理。截止到现在已有10年时间，效果显著，“整风运动”过后，大量不良标语被清除。

　　2004年，云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不良标语”整治行动，一个多月的时间，三万多条标语从云南消失，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标语被认定有违民本思想，内容涉及强制性、威迫性等。

　　2007年4月17日，吉林省长春市市长崔杰在对市里两城区进行卫生检查时强调，今后再有大型活动时，不要在树上挂红条幅。

　　新闻延伸

　　标语由硬变软映射法制进程

　　1980年9月25日，一封《公开信》发表，提倡“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好”，同年这句标语就在全国各地被刷上了墙。

　　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由于赶上了建国以来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计划生育口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些标语略显“生硬”。“当时标语中最时髦的词是扎、罚、塌。”河北任县宣传部部长王仁龙总结道。

　　1986年，全民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现代法律文化启蒙教育运动自上而下正式启动。

　　在那个年代，政策文化的强化在标语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社会的法律意识尚在萌芽，尤其是在农村，村民并不认为标语“过激”或者“可笑”，他们认为“很正常”。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三五”普法全面开展，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从政策文化一元化到政策文化和法治文化并重的转变。刷在墙上的标语逐渐被清理，或者被新标语代替，一些“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民主的进程，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口号与中国》作者之一的李艳对记者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将来口号可能还会存在，但是已经不是那种用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了。这也体现出一种法制的进程”。（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