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感动的背后是和谐

　　以龙泉驿区、金堂县为例看成都农村扶贫救助事业

　　成都传媒集团深度报道课题组

　　一、“管得宽”的民政干部：

　　龙泉驿区民政局救灾救济低保科科长江永胜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这是龙泉驿区民政局救灾救济低保科科长江永胜第三次拿起电话听筒。这位干了多年民政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从推进城乡一体化到现在，他所在的科室不仅在名称上从“救灾救济科”变为“救灾救济低保科”，而且管得也越来越宽：“以前主要管救灾、特困户救助；现在，农村低保、医疗救助、教育救助项项都跟我们沾边。‘管得宽’了，事情多，电话也多。”

　　在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农村社会救助的资金问题在农村综合改革中理顺，救助内容随“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逐渐完备。像江永胜这样的民政工作人员，也不断调整着工作的步伐。

　　有了钱 救助范围管得“宽”

　　江永胜是2000年调入救灾救济科的。早在1998年，龙泉驿区就已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在江永胜的记忆中，当时他的主要工作还是灾后给灾民送粮、送钱、送棉衣棉被，一年救济几次农村困难户，而救助农村困难人口的长效制度——农村低保显得有些薄弱。

　　“成都在农村低保方面搞得还是比较早，但说老实话，在当时的龙泉驿，不光纳入低保的农村人口少，连晓得政府有农村低保政策的农民都很少。”既然推行了这个政策，为什么宣传不到位？江永胜笑了笑说：“终归还是一个‘钱’字。”

　　农村税费改革前，按照1997年市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通知》规定，农村低保的资金由各区(市)县和乡(镇)两级财政分担。“乡镇要出一部分钱，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低保越多，财政拿的钱也越多。有的乡镇呢，是确实拿不出钱，有的乡镇是害怕多出钱。”江永胜回忆，“所以不少乡镇对低保的宣传并不积极，有的地方即使符合农村低保标准的困难户，也没有被纳入低保。”

　　从1999年-2002年，与同时期城市低保的迅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村低保的缓慢前行。江永胜认为，将农村低保带出低潮的是成都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开初的2003、2004这两年，农村低保算是打了翻身仗。农村税费改革后，财政统筹到区上，乡上财力弱了，救助这块的资金由区上进行转移支付。这下各个乡镇都不拿钱了，有多少低保，对经济不构成影响了，也就没有顾虑了，农村低保的推广速度明显加快，逐渐走上正轨。”不仅如此，推进城乡一体化后，市政府对农村低保的投入也大幅增加，2004年《成都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意见》中确定由市财政对区(市)县低保进行相应的财政补助，其中对龙泉驿区的补助比例是30%。

　　财政的支持带来的不仅仅是龙泉驿各乡镇对农村低保态度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是最直接的受益人。现在，龙泉驿区的每一个涉农街道、乡镇以及社区、村，都有有关农村低保等救助项目的宣传栏，知道政府有这个救助政策，基本生活出了问题的农村困难户也有了寻求帮助的途径。江永胜说：“现在，只要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就该我们管。所以，你说我们‘管得宽’了，这句话一点不假。”

　　成体系 救助内容拓“宽”

　　城乡一体化推进以来，变“宽”的不仅仅是救助范围，农村的社会救助内容也拓宽到医疗、教育、住房等从前没有涉及，或者较少涉及的领域。在江永胜桌上，记者看到了一份《龙泉驿区关于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汇报》，里面涉及的救助项目多达11项。江永胜说：“2005年成都提出‘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整合了分布在不同部门的社会救助资源，也拓宽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内容。”

　　江永胜认为：“对农村困难户来说，只解决吃饭问题的社会救助太杯水车薪。”由于工作原因，江永胜常常跑农村，他告诉记者，以前，农村困难户患上疾病，要么是没钱不敢去看，要么就是去看了，但欠了一大笔债。有些人住的房子早已摇摇欲坠，仍然一家人挤住在里面。为什么？拿不出钱来修。有些人家里孩子考上大学，明明是件好事，但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发愁，还是因为没钱。江永胜说：“在农村，过去够得上低保标准的，大部分是因病或因残丧失劳动力的人，他们没有能力创造财富解决这些问题。”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社会救助不再仅停留在“吃饭”问题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关乎农村贫困人口生存与发展的救助内容也在农村铺开。

　　二、“雪中取暖”的低保户：

　　龙泉驿区龙泉街道书房村低保户林君、张桂琼

　　林君和张桂琼是书房村的村民，两家相隔五六分钟车程，林君一家早在2002年就被纳入农村低保，而张桂琼家是2006年才被纳入的。造成两家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同样得到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的救助。他们的故事，是成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近15万农村低保对象生活境遇的缩影。

　　林君：告别用塑料布遮雨的危房

　　林君，48岁。家中有一个患轻度智障的妻子，一个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一家人共有五分地、一亩田，靠这点土地和林君农闲时的打工所得，一家人一年的人均收入仍不足1000元。他家2002年被纳入农村低保。

　　2006年11月17日，我们在一所砖混结构的新农居外见到了身穿蓝色卡其布衣服的林君。这个典型的农村汉子不太爱笑，客气地端来几张略显破旧的竹凳请我们坐下，自己蹲在一旁，与我们聊起了他的新居故事。

　　在新房的右侧，有一排已经被雨冲得面目全非的“断壁残垣”，那是林君一家老屋遗留下来的痕迹。2006年7月以前，林君和他的妻子，14岁的儿子就住在那里。“房子是1990年建的土坯房，十几年的老房子，很多地方都烂了。”在林君的记忆中，老房子已经几乎摇摇欲坠，“下小雨还问题不大，如果下大雨，根本挡不住雨。”

　　2005年的夏季，林君就常常和妻儿一起坐在漏雨不那么厉害的堂屋里，等大雨过去后才回去睡觉。为了不让雨把床铺被褥淋湿，林君找来不少塑料布，一到下大雨，就把棉被用塑料布裹好放在床上，等雨停了，再打开来铺好。“住在里面不怕房子塌下来吗？”记者问。林君回答：“怕，怕又有啥法，拿不出钱来修房子，也只能住在里面。”

　　由于林君是低保户，街道的民政工作人员郑小清几次走访，发现他家的房子已成了危房，这为林君一家迁入新居埋下了伏笔。2006年7月，林君的新居动工，8月完工。老房子也在同时被拆除。建房的花费大部分由政府解决，林君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1700多块钱，出了建房经费的10%。林君说：“建这个房子花了将近两万块，如果不是政府把大头给我们出了，我们可能现在还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塌的老房子里。”林君的新房一共4间，虽然面积没有老房大，但是林君住起来很安心。

　　林君告诉记者，他打算将地里的梨树改种桃树，他说：“房子修好了，解决了我们一家最大的后顾之忧，也该想办法增加收入，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张桂琼：不因疾病而绝望

　　张桂琼，54岁。家里情况本来在村里算中等，2005年，张桂琼的丈夫李泽君因事故丧失劳动能力，需大量资金治疗，家境一落千丈。还有一个正在念大学的19岁儿子需要供养。

　　走进张桂琼家拾掇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堂屋的一侧放着一台颇为显眼的白色大冰箱，仿佛在诉说这主人家曾经的生活状态。张桂琼和丈夫李泽君的勤恳能干早就在书房村众所周知。两人合力将家里的两亩葡萄园经营得很好，即使说不上富裕，至少与“贫困”二字扯不上关系。

　　然而，2005年8月的一场事故打破了张桂琼家长期的宁静。这天，张桂琼的丈夫李泽君爬上屋顶拣瓦，谁知一不留神从屋顶跌了下来，脊柱当即摔断。焦急的张桂琼赶紧将李泽君送到成都治疗，这场事故不仅耗光了她家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好几万元。2005年8月—2006年7月，李泽君前后治疗花费十万余元，其中5万元因为不是在新型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治疗，没有得到任何报销。

　　事故带来的不仅仅是债务。张桂琼家有两亩地，地里种满了葡萄，这是她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泽君出事后，张桂琼一方面要抽空照顾丈夫，另一方面要独自打理这两亩地。由于管理跟不上，葡萄的产量下降，张桂琼家的收入急转直下。这个时候，儿子要到成都读书需要学费，李泽君还在进行治疗需要住院费，家里还欠了大笔债务。张桂琼说：“我当时真是走投无路了。”这种情况下，张桂琼找到了龙泉街道办事处。

　　“我们专门到村里了解了她家的情况，考虑到他们的收入，以及属于特殊重症家庭的现实，我们将她家纳入了农村低保。”龙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郑小清告诉记者。纳入低保后，张桂琼一家每个月能够获得119元的低保补差。同时，街道办还为张桂琼争取到了特殊困难救助1000元。关于张桂琼儿子的学费问题，郑小清告诉记者：“政府的‘阳光圆梦工程’只针对高等教育，而她儿子就读的学校是一所成人大学，不在救助范围。不过考虑到她家的情况，我们还是破例给予了2000元的学费救助。”

　　虽然与为丈夫治病花出去的钱相比，救助给予的钱并不多，但对张桂琼而言却是一场“及时雨”，使一家人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使儿子能够继续读书。现在，李泽君已经出院，虽然脊柱折断已经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但张桂琼仍然觉得生活还有希望，她每天仍然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早日还清债务，让一家人的生活回复以往的平静。

　　三、走向“脱贫”的贫困村：

　　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

　　在又新镇，镇党委书记李远宽告诉记者：“2005年，我们镇祝新村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480元。2006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824元。”祝新村是成都市400多个贫困村之一，何以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发展得如此迅速？李远宽回答：“靠传统的扶贫方式，要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很难。关键还是靠开发式扶贫，搞农业产业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民的长效增收，实现‘脱贫’。”

　　土地流转后的“自由人”

　　2006年12月8日中午，住在祝家沟农民聚居点的邱婆婆和她18岁的孙子朱福海正在吃午饭。“家里还有其他人吗？”记者询问。“我三个儿子都出去打工了，就我和一个孙女。连福海也在成都打工，今天临时回来一下。”原来，祝新村搞土地流转后，大部分人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邱婆婆家也不例外。

　　邱婆婆和她的儿子们总共有5亩土地，以前儿子们出去打工，还要记挂着屋头的土地，担心邱婆婆种不下来，土地撂荒。现在，一家人把5亩土地按照每亩一年35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一家种植青蒿的业主。邱婆婆说：“这个租金其实跟自己种地的收入差不多。没了这个负担，他们还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外面打工，比种地挣钱多得多。” 18岁的朱福海在成都自来水公司做安装水管、龙头的活，记者问起工资，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每个月1000多块钱。”记者询问朱福海以后还会不会种地，邱婆婆在一旁笑道：“他还种啥子地，种地有他现在挣钱多啊？”在祝家沟农民聚居点，记者走访了好几家农户，发现凡是位于平坝地区、较好流转的土地基本都已经流转出去，即使手中还有少量土地的也大都由家中年长者耕种，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摆脱土地的负累，到外地打工挣钱。

　　祝新村村支书孙平全指着聚居点外田里栽满的青蒿告诉记者：“除了去外地，农民在本地一样可以打工。你不要看田里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在前段时间农忙的时候，到处都是做农活的农民。业主需要人的时候直接到聚居点招，一天15到20块钱。”当然，祝新村本地能为农民提供的工作岗位还不仅仅限于土地上，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进行，当地基本形成了食用菌、蔬菜、生猪等农产品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始入驻，它们同样需要当地劳动力为其工作，52岁的农民老易就在不久前入驻祝新村的双冠调味料厂上班，按件结算工资，每月能拿到七八百块钱。

　　对祝新村农民而言，将土地流转出去，不仅没有对他们的生计带来威胁，反而使他们成了“自由人”，给了他们更多选择，为实现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开辟了不少新的途径。目前，祝新村共有劳动力1558人，在外地打工就业的有985人，本地务工就业的有486人。

　　2007年，分红不成问题

　　成都新祝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祝新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由村民以现金或土地入股建成。李远宽告诉记者，从2005年7月13日公司成立，到现在运行比较顺利，2006年的经济收入可望达到24万元。李远宽说：“公司盈利达到50万元以上才能进行分红，所以2006年暂时不会分红。不过，我们会给予村民一些基本的福利。2007年，我们的分红就肯定不成问题了，能让所有的村民都尝到集体经济实实在在的甜头。”

　　李远宽透露，虽然2006年不能进行分红，但是祝新村的农民仍能得到两方面的实惠。一是全村村民2006年新型合作医疗的参合费全部由新祝新公司出了。二是公司打算在祝新村建一个用食用菌废料生产煤饼的厂，届时，将为本村村民提供一定量的煤饼。李远宽说：“这个厂也是我们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部分，生产出的煤饼能够替代价格较贵的蜂窝煤，又能起到处理食用菌废料的作用。建成后，首先满足本地市场，再逐渐卖到周边地区，这也是一个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办法。”

　　对于2007年，李远宽充满信心：“不说多了，就说正大的养鸡场一项，他们2007年就要给我们104.7万元人民币，除去用来还贷的60万元，还剩下44.7万元。再看2006年公司的收益24万元，我有信心2007年即使把正大带来的收益减去，也一定能超过这个数。”这样算来，假设2007年新祝新公司的收益为68.7万元，按照留出30%风险准备金和30%产业持续发展金，剩下40%进行分红的原则，祝新村2552名村民，每人平均至少可以分到107元钱。李远宽说：“这对农村来说，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是集体经济优势的充分体现，因为它让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

　　“村里有人问我，新祝新公司能撑好久，”村支书孙平全说，“我觉得公司的前景很好，不是能撑好久的问题，而是咋个发展的问题。” 孙平全认为，“农民希望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相信等亲手从公司拿到分红，大家会更加支持公司的发展。”

　　结语

　　2006年11月举行的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重点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救助制度。”2006年12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的西部大开发，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综合能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

　　推进城乡一体化三年多以来，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已经在成都基本建立，以发展为目标的农村扶贫开发工程给当地的农民带去长效增收致富的希望，这些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引出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感动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走向和谐发展的成都。

　　(执笔人：成都晚报记者 谢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