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韩复榘济南“扫黄”揭秘

　　1930年9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9月11日下午三时，韩复榘在珍珠泉政府礼堂宣誓就职。走马上任伊始，韩复榘便提出了“澄清吏治”、禁毒限娼等施政宣言，下令所有公务员“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及招妓侑酒”。自此，一场旷日持久的禁娼“扫黄”行动拉开帷幕。

　　济南娼业约起于宋，盛于元明。有清一代，时盛时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黄、赌、毒”各业迅速渗透济南各地。1914年，当局为“繁荣商贾，追逐利润”，将三大马路纬八路一带划为“乐户消纳区”，授意王盛三、纪海泉等人集股在此建起一座三面临街、规模宏大的二层ㄇ形骑楼。这座建筑沿街共有82间，集中了烟馆、赌场、澡堂、饭庄及各类杂货摊商，当时号称“商埠第一楼”，济南老百姓俗称“八卦楼”。楼后修建了24个整齐划一的小院，由南向北分为三排，形成两条东西贯通的街巷，分别命名为“德兴大街”和“进隆大街”(后改为“第一楼前街”和“第一楼后街”)。当局命令济南所有中等娼妓集中在此营业。当时，“第一楼”共有“桐凤”、“悦宾”、“金顺”等乐户22家，成了济南有名的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红灯区。后来，张宗昌督鲁时经常光顾这里，其“一夕挟妓赌博之费，足令千人万人胼手胝足劳力一年亦不能供应之”(1932年9月5日《大公报》)。他还在此买了一个15岁名叫娟娟的女孩为妾。张被刺后，她回济重操旧业，在济源里又开了字号。

　　到了1930年代初，济南已是书寓横设。头等乐户大都集中在大生里、共和里和恒善里；二等集中在第一楼；三等集中在北岗子一带的永和街、德顺街、四和里、前后永和街、前后棋盘街、东西仁和街等地。大生里的“红楼”，济源里的“凰楼”、“月楼”、“安乐”、“红珠”，树德里的“三翠”、“双凤”、“艳楼”，恒善里的“爱玲”、“双福”、“三茶”，共和里的“宝玉”、“紫云”等书寓，都是当时头等书寓，注册资本都在200～300元之间。此外，在青莲一里、青莲二里和昭明里，还有日本人开的“贺家旅馆”和“日本大院”。当时济南娼业分为两帮，扬州帮势力较大，多在一等书寓，本地帮多集中在二、三等书寓。一些暗娼则散布在南城根、东更道、西更道和王府池子一带的偏僻小巷中。

　　韩复榘上任后，一直致力于所谓“新政”，在进德会的基础上，还成立了“山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提出了“有伤风化者，亟应严加取缔”的口号。1935年，为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韩复榘开始在前几年不断“扫黄”的基础上再度实施禁娼。济南社会局专门制定了《济南市取缔乐户暂行规则》，规定：乐户必须在指定地点租住房屋；限定不准开设新的乐户；如有愿意改业者，政府给以保护和救济。韩复榘还强行规定，所有娼妓要一律烫发、着奇装、穿高跟鞋，以便与良人相区别。省政府也在他的授意下，制定了《取缔乐户虐待妓女规则》，下发全省执行。这些《规则》还规定，严禁公务员和军人嫖娼，禁止工商业者在娼寮中接洽生意，如有违者，严惩不贷。

　　韩复榘1935年的这次禁娼比较严厉，但严格说也只是一次改良而已。《济南市取缔乐户暂行规则》也只是规定已有乐户和娼妓只要“向社会局请求登记，再向财政局领取营业执照、捐照及识别符号，按月纳捐”，仍可营业。当时纳捐标准是：乐户每月月捐：头等3元，二等2元，三等1元，四等5角。据统计，全市从1934年9月至1935年6月，11个月共收到娼捐2082元。到1937年，全市仍有乐户467户，从娼者803人。其中头等乐户58户，娼妓185人；二等乐户249户，娼妓217人；三等乐户140户，娼妓370人；四等乐户20户，娼妓31人(据《山东省会警察概况》)。著名的八卦楼依然是“人肉市场地，王孙爱此游”(1936年9月26日《山东日报》)。

　　有意思的是，1936年，时已62岁的一代名妓赛金花景况窘迫，门庭冷落。韩复榘得知后，特意委托北平国文学校转赠给赛金花国币100元。10月初，赛金花收到这笔资助后，还特给“韩主席”写诗发函致谢：“赛花老矣，谁堪顾问？蒙赏洋百元，不胜铭感，仅呈七绝一章，用申谢忱：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1936年10月7日山东《民国日报》)

　　济南娼业的真正结束，是在济南解放以后。1948年10月，市人民政府公布禁娼通令，本着“只许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促其“回乡生产，转业从良”。1950年北京市明令禁娼后，济南妓院也纷纷歇业。1951年10月，省民政厅下达取缔妓院的通知，对残余的妓院和妓女进行了妥善安置和处理。□张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