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泛滥

　　日前，记者调查发现，在我国不少地方，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相当普遍，享受这种“待遇终身制”的公职人员级别在放低、人数在增加，已渐渐成为一种令民众与官员疏离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有关专家认为，要警惕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危害，国家除给新中国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特殊待遇外，应尽快深化公职人员人事制度改革，把有关资金从这类“待遇”中转移，去解决更多百姓的民生问题。

　　“待遇终身制”的前世今生

　　所谓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就是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依法从事公务的公职人员，虽然从某个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但原来任职时的级别待遇不变。其中不仅仅是工资待遇，还包括福利、保健、医疗、交通、住房等多方面待遇。据了解，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产生，最初仅仅是对新中国建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晚年生活的一种照顾。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定，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且具有相应职级的老干部可以离休，在此之后参加工作的是退休。离休和退休的待遇不同，离休待遇实行“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的原则，其水平高于退休待遇。目前，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似乎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一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在享受着类似的特殊待遇。

　　“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主要特征是，不在其位却享受其待遇，低职高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表示，“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是历史产物，最初仅限于机关党政高级干部，可后来范围慢慢扩大到学校、科研机构、央企等领域，职务级别也在不断往下蔓延。更过分的是，有不少地方为了鼓励公职人员离开机关，对那些下海经商、不再担任现职的公职人员，也仍享受原职级的待遇。”“随着机构改革，一些城市、机构、部门、大学不断升格或撤并，享受这项待遇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多。”中国人民大学一位专门研究行政学的教授说。

　　据了解，目前在公务员有关法规中对“进”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对“出”却重视不够。因此，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在一些地方就成为“潜规则”，这种将职务与级别分离，打破行政级别序列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首先，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不少地方在公职人员管理使用上‘就高不就低’，把‘低职高配’作为对公职人员的激励。表面看是对公职人员人事制度的改革，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倒退。”北京市财政局一位姓张的年轻公务员表示，“因为职务与级别的分离，开了一个变相提高待遇的口子，最起码是工资、奖励、福利、车贴等，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其次，造成明显的社会不公。“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明显不公平，违反了《宪法》中的公民平等权规定及《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员按劳分配原则。”北京的杜立元律师表示，“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待遇要充分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应当保持不同职务、级别及状态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因此，不在同级别岗位却享受同级别待遇，以及退休公务员工资待遇与在职公务员保持一致水平没有法律依据。”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李明伟认为，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实质上造成了一批“特权公民”，这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第三，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行政级别能上不能下，无形中强化了整个社会的“逐官意识”，强化了“官本位”，也对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形成制度障碍。

　　取消“终身制”需配套立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我国社会保健、保险和服务机制的完善，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将是必然的趋势。”李成言教授说，“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公职人员待遇管理体制。”“各国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差异，但总体上待遇构成比较多元化，也比企业雇员优厚，这从根本上稳定了公职人员队伍。”李成言教授介绍，“这些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在全民共享的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另行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计划。”

　　“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国情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对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保持待遇不变；对解放后参加工作并已经退休的和尚未退休但年龄超过55岁的，除了按政策保证其在职水平的工资待遇外，其他待遇可从简规定；对现年55岁以下的公职人员，退休后就不应再享受工资外的其他待遇。“可实行退休公积金制度，即每月从公务员工资中抽提一定比例公积金，并由国家补给同样数额，作为退休公积金。”

　　对于在职行政人员级别待遇终身制的问题，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说：“政府机关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应做到行政人员上了相应级别的岗位，履行相应的职责，便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一旦岗位降低或提高，级别和待遇也相应降低或提高，真正实现不仅行政职务能上能下，而且相应的行政级别待遇也能上能下。”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