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罪背后的道德与法律争辩

　　新闻回放

　　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应用法学伦理研讨会上，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王文科教授建议在《刑法》上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用法律惩罚那些眼见他人陷入险境、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的行为。该提议引发与会专家争议(4月24日《重庆晨报》)

　　甲方

　　法律对有些恶得有放弃意识

　　痛恨那些见死不救之徒，对有能力施救却袖手旁观的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嫉恶如仇的道德情怀值得尊重。基于某种道德理想，我们对恶要有“除恶务尽”的道德洁癖，但不得不说，基于对人类有限理性、人性复杂、现实限制、成本约束的认识，有必要务实地放弃对一些恶的清除和根治情结，不得不容忍一些恶的偶然发生；戒除我们脑子中“用法律手段扫荡这社会所有的恶”的法律专制诱惑，不要一看见什么恶就想着用法律根除之。极少数的见死不救行为，可能就是目前社会不得不容忍的一种恶，人性非常复杂，即使再高尚的社会都不乏这种丑行。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设立了见死不救罪，但据相关专家研究发现，实际中并未能有效遏制见死不救行为。

　　对不孝要设“不孝罪”，对性贿赂要设“性贿赂罪”，对见死不救要设“见死不救罪”，动辄把某种恶行纳入法律规范，这似乎是法治的表现，其实这与法治理念是相悖的。正如认识到自身不足的人才真正有理性一样，真正的法治，并非自信法律万能、法可摆平一切，而是首先认识到法律理性的有限和法条的局限性，社会中有许多事情是法律力所不能及的，只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调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法律一般只适用于有客观依据鉴定的情形，而见死不救强烈依赖于主观认定，凭中国当下的法律技艺和司法水平，很难区分“不为”与“不能”、“无意”与“恶意”。所以基于既有的道德水平和法律理性的有限性，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容忍这种恶。对有些恶放弃法律干预，有时也是一种法治。

　　法律“嫉恶如仇”，一看见什么恶就想着用法律清除、根治之，缺乏“有所不为”的界限意识，这会窒息社会的道德自净能力，使道德自治能力在“用进废退”中不断萎缩。见死不救属于道德问题，当前不少地方发生过见死不救事件，说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较低，这正是考验道德自治能力的时候，法律干预可能会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但社会的道德自净能力就可能因法律干预而受到伤害。柏克说过，习俗(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法律高度依赖习俗，法律仅零散地偶尔触及我们，习俗却像我们吸入的空气一样。

　　基于对法律有限理性的认识，出于对社会道德自净机制的尊重，法律不必嫉恶如仇和除恶务尽。

　　曹林(北京 编辑)

　　乙方

　　设立罪名，以生命的名义

　　关于是否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经年的讨论至今仍难以取得共识。巨大的障碍在于，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和意见领袖们，从法律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见死不救入罪，那将意味着法律的泛道德化。

　　这种在法言法的逻辑很有市场，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但请恕我不惮以某种“恶意”来揣测：那些举双手反对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公众，有几个是真正从法律专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对之声仅仅是急于豁免责任的自保反应，难道不是吗？

　　除了撇清责任，反对者之所以反对还基于这样一种生命幻觉，即“我”是上帝的宠儿，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这一辈子永远会顺风顺水，即便遭遇不测，也能逢凶化吉——显然，这种“豪赌”心理甚至连他们本人都是不会相信的，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基于投机心理而反对，直到某个凶险时刻的降临。

　　或许只有在此时，马丁·尼莫拉牧师的话才显得分外高亢：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仍然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把忏悔带进了坟墓，却是我们道德拯救的起点。对于见死不救这种最惨痛的道德失节来说，既然我们目前完全不能规避人性的幽暗，那么，就再也不能靠飘浮无根的道德去实现自我救赎，在道德频频失态的地方，法律的出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人命不等人！

　　因此而论，对于设立见死不救罪，我更愿意回到生命和经验立场，而不是某种大而空的法律专业立场去考量问题。试想，生命危急时刻，在能救却不救的人秉持着“道德”遮羞布袖手旁观和忌惮于法律的威严，能救则救的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之间，到底哪一种是文明，哪一种是野蛮？

　　更何况，法律本就是道德的第二张脸，只要形势和条件成熟，道德转化为法律本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在见死不救成为显性社会问题的时候，法律不出场，更待何时？这个时候提什么法律泛道德化岂不是另外一种面目的见死不救？无论如何，不妨设立见死不救罪，以万千生命的名义。

　　张若渔(湖南长沙 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