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信息将担责　知情权方不致成“花瓶”

　　本报评论员 刘敏

　　昨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条例将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行政机关若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公民可举报，同时，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行政机关，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信息公开条例经过长达8年的酝酿、起草、修改等过程终于面世，信息公开法治化之艰难可想而知。这部条例，基本涉及了一个普通公民日常所能经验到、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领域和政府行政领域的信息公开。虽然，目前只是一部行政法规而非法律，但日渐高涨的公众知情权诉求，得以在国家层面获得肯定和确认，仍然让人们对这部条例充满期待。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史上，我们一直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传统。如今，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为人们所熟知，政府机关的权力来自于公众的授权，代替公众行使国家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权力。因此，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知情权是不言而喻的，信息公开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一项义务。

　　应该说，在一个开放成为共识、政府公开透明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公众应不应知情、能不能知情，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一个首要问题而需要反复的阐述和论证。况且，在本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之前，各地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一直在尝试与推进。

　　然而，往往让公众的权利实践举步维艰的首要且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若公众对于信息公开的要求被拒绝，我们能够怎么办？或者说，有的政府机关和官员不依法公开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他们将承担什么责任，有没有严格的问责和制裁措施。这不是能够一笔带过，可以轻易回避的。

　　实际上，很长时间里，政府信息公开的主导权，一直单方面地掌握在政府机关手中。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信息公开的领域、内容和时机，基本由政府机关自由裁量，这是一种选择性的、不可预的信息公开。“公开了也就公开了，不公开也没有什么法律后果”，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主动地监督和施压。正因为此，理论的公众知情权与权利的行使和保障，有着不小的现实断裂。这就需要做出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知情权不致沦为“花瓶权利”、观赏性权利的必要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最大亮点或许就在于，公众可举报不履行公开义务的政府机关，为政府机关公开信息施加了压力，明确了不依法公开政府信息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公众知情权的具化和落实获得了法律的强有力保障，同时，合法权益因信息公开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侵害的公民，也拥有申诉和救济的制度渠道。

　　当然，条例只是信息公开法治化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在实践中还需要相关的制度和细则予以配套。但是，道路已然开启，艰难进程的每一点进步将会累积，而隐瞒信息将担责、公众依法监督将在进程中迸发出巨大力量，这一点必将在时间中证明。

　　详见本报今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