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标语变迁检阅印在墙上的历史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河北某地：“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河北某地：“光纤没铜，偷也没用”

　　进京铁路沿线：“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

　　云南某地：“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

　　这类标语让人啼笑皆非

　　“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国家小栋梁”

　　“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

　　“家养一只兔，不缺油盐醋”

　　“关爱女孩，就是关注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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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标语让人知事明理

　　在中国，标语很多，它们被刷在墙上、挂在树上、甚至像广告牌一样矗立在街上，不怪乎有外国旅华学者说，“标语”应该和“长城”“熊猫”“孔子”一样，列为可代表中国的符号。

　　然而，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中，却充斥着些许被时代所抛弃的、或者言之无物、形式主义的标语，有些标语甚至还违背法律。追寻它们的变迁轨迹，可以读出每个时代的主流价值。

　　荒唐标语几成愚昧代名词

　　前不久，北京大剧院的一段相声将“中国式”标语讽刺挖苦了一番。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写下《口号万岁》一书，记录下了一批中国代表式的口号，此文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且有网友甚至搜集了“有中国特色”的各地标语口号发在网上，平日里随处可见的标语，纠集起来竟成了“诙谐可笑，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一句“今天，你税了吗？”写在公路边的墙上已经许多年，至今，67岁的赵令松还是不懂其为何意。以前村里的年轻人读给赵令松听了一次。“今天，你睡了吗？”老赵嘟囔着说：“这标语真有意思，还管人睡觉！”

　　坐在穿越河北的火车上，沿途看到最多的标语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有另一种版本：“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此口号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换来村民的重视。一妇女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这条标语啊，刷在这墙上好多年了，我还真没注意过。”

　　孔庆东接受采访时说道：“这些荒谬不通的标语不但混淆是非，扰乱思维，甚至对民众而言是种误导。”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写在贵州施秉，随后又出现在其他的兄弟省份，按照其字面意思直译即是：倘若放火烧山，就要被判无期徒刑。这明显和刑法法条相悖，根据我国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对纵火罪的描述，依据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来确定量刑程度，最少3年有期徒刑，最高死刑。

　　在河北经常可以看见“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的标语写在墙上，孔庆东用“哭笑不得”来作评价：“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

　　河北还有一条现身比较多的标语是“光纤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是想让人去偷含铜的东西，离光纤远点儿，有点儿“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可偷”的意味。坐在进京的火车上可以看到铁路沿线刷写着这样的标语：“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边威吓，边普法，让人哭笑不得。

　　应对检查铺张宣传劳民伤财

　　在河北省邢台市郊区的某农村，自村口向村内延伸1000多米长，右侧每隔10米左右就有电线杆竖立，上面令人醒目的是灯箱广告，其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标语，如“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国家小栋梁”等。到了晚上，灯火通明，相当漂亮。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这条街用在标语上的宣传费超过5万多元。他解释说：“其实这种投入是值得的，以后换起标语来也方便(指广告牌)，可以说，回报是无形的。”

　　一位村民介绍说，这些新标语、广告牌都是2005年9月份左右突然出现的，因为那时上级领导要下乡搞计划生育突击检查。而在领导检查时，一个怪现象就是：似乎哪里的宣传声势越大，就表明其越重视，其工作质量肯定让人值得信任。

　　“每项工作开展前，刷写多少条标语，做好怎样的宣传工作，都是有任务的。”某乡镇领导透露，“如果达不到要求，将会纳入当年的政绩考核，若扣分的话，当年的评先就没机会了。”

　　据媒体2005年的报道，湖北省郧西县热衷于山上造字，金銮山上有“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全长两公里，每个字667平方米，用水泥、石头砌成，跨越三座山，共投入2500个劳力，做了3个月，这8个字耗资多少，没有准确数目，但估计价钱不菲。

　　口号造势中国式的“标语思维”

　　中国十分重视标语的作用，任何工作几乎都要辅助性地制造宣传标语，有学者将其称为“标语崇拜”。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官员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在开展一项工作前，宣传标语是必要的前期工作。

　　中央某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由于特殊国情，所以标语都带有中国特色。而标语是一种历史沉淀。”他接着说：“每逢节假日、重大政策发布，有关部门都会向下级单位专门传达口号，供下面参考。”

　　一般官员普遍认为，开展一些重要工作和活动，通过张贴(悬挂)标语，有利于制造声势。在有些地方，宣传标语的多少甚至成为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如果一个精神下来，或者开展某项工作之前，口号和标语的宣传程度是有规定的，下级单位要按照规定完成任务。”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可以看出，基层工作中始终存在一种误区：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和周围同级部门相比，标语口号俨然成为一种造势运动。

　　由硬变软标语映射法制进程

　　张万树掐指一算，自己干往墙上刷标语的活儿已有20年。他还记得第一次写的标语是“严禁超生”四个大字，涂在临街王婶家的墙上。之后，村里的标语都有他的份儿。有段时间，标语如过眼烟花一般，很快旧标语就被新的所代替。而如今，来找他写标语的单位越来越少。

　　“少生优育，利国利民”，一块绿底白字的大广告牌立在邢台市王快村村口。十几年前，刷写在村口的标语却充满了“强制”色彩。如今，被人称为“硬口号”的标语在邢台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软口号”。邢台市开发区计划生育局长王立敏感慨说：“80年代初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标语。”如今，却四海皆是。但标语却充满了变化，由“命令口吻”进化至“充满人文关怀”。

　　1980年9月25日，一封《公开信》发表，提倡“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好”，同年这句标语就在全国各地被刷上了墙。“当时标语中最时髦的词是扎、罚、塌。”在那个年代，政策文化的强化在标语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当时社会的法律意识尚在萌芽，在农村并不认为“过激”，他们认为“很正常”。

　　90年代中期，“三五”普法全面开展，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从政策文化一元化到政策文化和法治文化并重的转变。刷在墙上的标语逐渐被清理，或者被新标语代替，一些“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口号中没有了“扎、罚、塌”等动词，多了“请、好、奖”等字眼。

　　“随着民主的进程，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比如现在打贪反腐是在用法治的方式，并没有用口号动员全民行动。”《口号与中国》作者之一的李艳说，“将来口号可能还会存在，但是已经不是那种用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了。这也体现出一种法制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