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昨辞世

　　本报南京讯昨天15时12分，目前南京地区惟一的慰安妇“活人证”，也是迄今为止敢于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79岁的雷桂英，在江苏省中医院心脏停止了跳动。

　　突发脑溢血

　　雷桂英安静地离世

　　据雷桂英的儿媳李翠兰介绍，22日中午，雷桂英还吃了一些饺子，但当晚19时左右，突然呕吐，全身汗如雨下，家人当即叫车把老人送到了江苏省中医院。途中老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确诊老人是突发性脑溢血。23日白天老人的脸部和四肢尚有知觉，但到了17时左右，全身开始变凉，并且失去了知觉。24日医生宣布雷桂英已经脑死亡。雷桂英一直在靠呼吸机维持心跳，只要拔掉呼吸机，两分钟之内心脏便会停止跳动。但是，这需要老人的家人亲自操作。昨天13时，老人的养子、视老人如亲生母亲的唐家国，雷桂英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以及其他亲人出现了。唐家国表示愿意拔掉呼吸机，他镇定地说:“我们一家人刚刚商量好了，决定让老人安静地离世。”

　　未了的心愿

　　拍着胸脯上法庭作证

　　雷桂英生于1928年，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汤家村人。在她9岁时，不幸遭到侵华日军的强暴。13岁那年，她被骗至当时日本人在汤山高台坡开办的一家慰安所，在那里经历了一年半的屈辱生活后，才趁机得以逃脱。

　　雷桂英去世后，她的养子唐家国说，遗憾的是，老人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妈妈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我活着，不管哪一天，鬼子要是敢打官司，我都会拍着胸脯保证去法庭上作证。’可是妈妈一生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除此之外，老人近期最渴望的事就是去一趟上海，“上海有一位专门研究慰安妇的专家叫苏智良，曾经多次安排妈妈和国际友人见面。妈妈希望能和苏智良教授见面。”

　　一封未发出的信

　　难以承载近70年的仇与恨

　　4月22日，雷桂英口述，唐家国记录的一封信成了老人留下的最后遗物。在这封信里，雷桂英说:“最近，国外人士来采访慰问我，我从心里表示感谢。广大爱国人士，你们好，我雷桂英这次勇敢地站出来，我决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族人民，为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千千万万遇难同胞讨个公道。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给我们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了深重的苦难。这场战争是侵华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6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侵略我们中华民族，说我们中国人民是东亚病夫，欺负我们，看不起我们中华民族。60多年过去了，我雷桂英心中的仇和恨是永远忘不掉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仇恨，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仇恨。我现在的恨是日本少数人依然在否认这段历史罪行。但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好的，他们盼望和平，只是少数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历史罪行。60多年过去了，在这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和世界人民，要以史为鉴，要牢记罪恶的历史。

　　我雷桂英现在心里所想的，是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不再有战争。战争就是罪恶。”

　　专家学者评价

　　雷桂英是慰安妇活证人

　　闻听雷桂英去世的消息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在震惊之余就是痛心。他说，南京地区慰安所被确认的已有40多处，物证很多，但人证却很难找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专家曾做过调查，发现在南京地区有20多名慰安妇，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将这段往事说出来，只有雷桂英勇敢地站出来，让历史更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反击日本右翼斗争，雷桂英的离世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雷桂英去世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其一生给予了评价，朱成山表示:“雷桂英是迄今为止南京公开身份的第一位慰安妇、敢于公开揭露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暴行的活人证。”

　　她的勇敢让人敬佩

　　留下日军罪行的证物

　　南京民间抗日史料馆馆长吴先斌是近一年多来接触雷桂英最为频繁的人，吴先斌告诉记者，2006年4月，吴先斌和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等人来到江宁，对雷桂英老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采访和录像。这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翔实的影像和文字资料。

　　“当时老人压力非常大，因为很多人都说老人站出来是得到了很多钱，所以才敢无所顾忌地讲话。其实我知道，她真的不是为了钱，老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说出真相。她的勇敢让我非常敬佩。”

　　雷桂英的晚年生活相当安逸，每天都和重孙子呆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定期去教堂做礼拜。老人生前将自己的物品捐献给了纪念馆，其中包括老人终生使用的拐杖、当年做慰安妇时日本人给的用来清洗下身的高锰酸钾，这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证物。同时还有一份老人盖章签字的口述材料。

　　吴先斌表示，今后，将依照老人的口述材料制作一份南京慰安所地图，“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铭记，让更多的人站出来！”

　　王希凌X096

　　图1为:弥留之际的雷桂英

　　图2为:雷桂英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