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诗人潇洒的一生——怀念恩师林庚先生

　　美国不像国内，没有“十一”长假一说，10月6日中午，趁午餐空隙，拿起中文报纸随手翻翻，一则“天堂多了一 位诗人，北大少了一位良师”的报道赫然跳进眼帘，仔细看时，才知敬爱的林庚老师已于4日傍晚在寓中仙逝。我顿时脑中一 片空白，许久才回过神来，想人生的变化实在无常……

　　□文/潘兆明

　　今年七八月，曾两次去燕园拜访林先生，虽看到先生精力已不如过去，显得有点沉默寡言，但慈祥的笑容依旧，告我 衣食起居也一如往昔，只是吃得更少了。他送了我一本新印的旧著，还跟我说：很有信心活到一百岁……我看他的枕头已很敝 旧，薄而且硬，心想先生一定睡得不舒服，下次带个意大利枕头回来给换换。谁知才两个月，却遽尔天人永隔，我再也见不到 敬爱的恩师了！我找出7月在先生家与他的最后一张合影，望着他稀疏的白发，宽广的额头和略见清瘦的脸庞，眼泪不由得就 流下来了，半个世纪来师生情缘的点点滴滴渐渐在心头浮现开来……

　　林先生原是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并到了北大中文系。次年，给我们三年级开“魏晋南北 朝和唐代文学史”，使大家有幸聆听了他的精彩讲课。林先生那时才四十多岁，风度翩翩，才思横溢，他那诗人的睿智、飘逸 的情思和精辟的见解，一时不知倾倒了多少青年学子。下课后，连他写在黑板上那潇洒流畅的板书，也被大家视为“墨宝”， 好多学生都要在它旁边认真临摹一番，舍不得擦去，后来班上甚至出现了不少“林体”。林先生很善于用精彩的语言来概括一 个时代诗歌的总体风貌。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等，言简意赅，生动传神，一时间，班上学生常常 把这些词用于评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横生出许多幽默和风趣来。林先生的人格魅力，不知影响了多少代的青年学生。

　　林先生是个诗人，他擅用诗人的眼光来欣赏、诠释古典诗歌，常常有惊人的创意。一次讲王维的“使至塞上”，念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时，只见林先生把整块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左边黑板底下画了一条横线，在横线中 央又朝上画了一条竖线，再在右边黑板底部也画了一条横线，又在靠近横线的上方画了一个圆圈。正当大家看着黑板狐疑满腹 时，只听林先生浑厚的旁白在耳边响起：众所周知，王维不仅是大诗人，也是个大画家，所以他的作品，常常是“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你们看这两句，先看左边，横亘眼前的无边大漠，是一条横线，中间这条竖线向上延伸，就是“孤烟直”；再看 右边，长河如带横在天际，像一条横线，而落日就是一个圆形，紧靠在长河上。两条横线，一条直线，一条曲线，王维就运用 绘画中三种基本线条，勾画出了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观，给人无限遐想的余地。这一堂课给我心中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想：诗， 原来还可以通过线条来欣赏，而且诠释得韵味无穷，这除了诗人林先生，谁能做得出！这堂课过去53年了，至今历历在目， 可见印象之深了。记得还有一次，也在课堂上，有人问起朗诵和歌咏有何区别时，林先生随口答道：它们在表达感情的要求上 虽然相似，但表达方式却很不相同。就语音上说，朗诵要求字正腔圆，发音标准，而唱歌首先要求合乎音律，而往往并不拘泥 于字音的标准与否。接着他举例说，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歌唱祖国》的第一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按曲谱唱出来却是“五 星哄起鹰凤飘扬”，但又有谁去挑剔它呢？一时语惊四座，大家暗自吟唱一番，信然！类似这样令人茅塞顿开的启示，在林先 生的讲课中比比皆是。后来在“文革”中，林先生开始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我曾很担心有人捅出“五星哄起”来上 纲上线，幸而没有，但林先生仍然难逃一劫。

　　五五年我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虽与林先生不同教研室，但当时系工会常有活动，与林先生常能见面。讲台下的林 先生格外平易近人，对我们几个青年助教亲切得犹如家人。五七年初夏，高教部计划统编一套高等学校中文系基础教材，邀请 了文研所和北大、武大、中大、复旦等中文系的一批名教授，集中去青岛编写。当时北大去的人最多，除王力、游国恩、林庚 、王瑶、周祖谟、袁家骅六位教授外，还带了唐作藩、金开诚、沈玉成和我等几名青年助手，大家一起住在青岛中山路上的新 新公寓，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与林先生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每天晚饭后，我们差不多都要去离住处不远 的栈桥散一会儿步，栈桥深入海中一二百米，迎着习习海风，大家信步闲话，一天的疲劳和一身的暑气都随风而逝。一天，栈 桥边出现了几个卖桃的小贩，他们一手持桃，一手拿把软毛刷刷着桃子表层的细毛，那毛，就像阵阵薄雾随风飘散，我们赶忙 走避。刚脱离这是非之地，林先生就笑道：“他们这些桃，看来也是吃不得的。”大家问何以见得，他说：他们不是在“当风 扬其毛”吗？就是向我们宣告：“从今以往，不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了！”林先生的幽默风趣，可见一斑。那时礼拜天也没处 去，有时就打打桥牌，林先生常与我搭档。我们二人牌风迥异，林先生是出奇制胜派，我则是稳扎稳打派，但我们却合作得非 常默契，常常打出令对方瞠目结舌的好牌，这使得我们有些飘飘然起来，扬言回北京后一起报名参加市里的公开赛去。哪里知 道，回校后迎接大家的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从此再也没有与林先生打牌的机会了。

　　当我们在青岛编书时，北京的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王瑶先生曾感慨我们当时的生活是“既避开了火热的天气，又避 开了火热的斗争”。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斗争”哪里能避得开？至8月中，教育部来了通知：编写工作暂 停，大家各返单位参加运动。

　　回到学校，整个燕园好像一口沸腾的粥锅，到处是大字报，天天是批判会，嗡嗡了几个月，反右斗争终于鸣金收兵， 接下去是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我积极报名，冬天就去了百多里外京西矿区的一个小山村落了户。次年暮春，召我回来开个会， 却被硬生生增补为右派。这“增补”二字，其实是后来才知道的，据说五七年北大反右总结送到上面，某大人物阅后颇为生气 ，责问道：北大是毛主席点名“池浅王八多”的地方，怎么右派比例还不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北大领导大惊，五八年春马上 补课，中文系大概是补课的重点，青年助教中的党、团员几乎全军覆没。

　　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从好端端的青年教师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人们都远远地避开你，好像你身上带 着什么传染病。我在这种被社会隔离的状态中，灰暗地生活了颇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非常绝望。一天傍晚，忽然有人传话说 林庚先生叫我去，我带着吃惊和不安，跨进燕南园久违的林寓，只见院内草坪上放着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林先生在一旁笑着 招呼我说“来，来，我买了个乒乓桌，想锻炼锻炼身体，以后傍晚你没事，就过来陪我打打乒乓吧！”我当时感动得不知如何 回答，只是连连说“好”，拿起了球拍。以后，林先生家傍晚的乒乓球运动，成了我一天中最舒畅、最美好的时光。后来，倪 其心也来了，金开诚也来了，我们都清楚，林先生哪里是自己想锻炼身体，他是在同情我们的不公遭遇，在想方设法为我们创 造一个抒发郁闷的环境啊。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氛围下，林先生能蔑视一切，能公然邀请一批右派弟子来家里打乒乓，用他那无 畏的侠义精神，超凡脱俗的人格，温暖了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说到这里，我还应当讲一讲另一 位恩师游国恩先生。他也是从不对我们这些落难人另眼相看的人。我们当了右派，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当时游先生正在承担 一项重大的学术任务——编纂《楚辞长编》，就把我们调过去当助手，一如既往地对我们亲切有加。当时他的一位小外孙女小 秋住在他家，才三四岁，活泼可爱，每天我去游先生家上班，他总要小秋叫“潘叔叔”，让她与我玩一小会儿才去工作。那时 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挨饿，游先生家里看得出来也很清苦。一天下班时，游先生招呼我去耳房，从一个竹篮里摸出三四 个沙果，说：“这是院里那株沙果树结的，怕外面来人抢摘，还没熟，我们就收了，你拿几个尝尝吧！”说着就往我手里塞， 我大吃一惊，哪里能收受这样金贵的礼物！我忙接过来重新放进竹篮里，说：“不，不，游先生，给小秋吃，给小秋吃。”说 罢飞快逃出了游宅，心头暖烘烘的，脸上痒痒的有什么东西淌下来，一摸，是泪。林先生和游先生两位长者的正直和善良展现 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不仅让我当时感动不已，也使我一生受用不尽，他们是我人生的楷模。

　　说话到了“文革”，中文系的名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林先生也难以幸免。他们先是写检查，接受班级批判， 后来则被监督劳动。林先生的任务是打扫十九楼二楼当时中文系青年助教集体宿舍的卫生。那时林先生每天清早身穿旧中山装 ，戴着蓝帽子、白口罩，脸色苍白，神情凝重地拿着水桶和笤帚来十九楼上班。怎么忍心让敬爱的师长来为我们洗刷厕所，打 扫楼道呢？但又无可奈何。我缺乏像林先生当年摆出乒乓球台公然与黑沉沉的政治高压抗争的无畏精神，我所能做的，只是偷 偷地向他打个招呼，轻轻地叫声“林先生”，并尽量事先把厕所、水房、楼道收拾一番。但后来发现我们楼内的厕所、水房、 走廊都渐渐变得越来越干净，莫非这群平时不拘小节的单身教师一下子都染上了洁癖？原来是人同此心，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来 减轻先生的劳作。但见林先生仍认真地劳动着，扫走廊、擦水池、洗厕所，拿牙刷细刷暖气片缝里的污垢……认真仔细，一丝 不苟。一天下班时，看他掸掸身上的灰尘，轻轻舒了一口气，随即挺直腰杆，正正帽檐，神态安详地离去，我脑中忽然闪出两 句普希金的诗：“昂起那不屈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纪念石柱之上”，心想：林先生的高尚诗人气质，是什么逆境也磨灭不 了它的。

　　运动后期，又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中文系工宣队将“反动权威”一一排队，觉得林先生似乎并无多少“劣迹”， 决定率先“解放”。我获知消息，不顾一切，马上给林先生通风报信，他听了连问两声：“是吗？是吗？”眼里渐渐漾出几分 笑意，我当时心里也暖洋洋的，想：这一劫林先生总算挺过来了。后来，“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又渐渐 听说一些传闻，说前几年，江青可能是为了附庸风雅吧，曾几次邀请林先生去参加她的一些小型文化活动，都被林先生婉言谢 绝了，这很让江青没有面子，斥林某人不识抬举云云。想当时，江青贵为“文化革命旗手”，红得发紫，炙手可热，多少“左 派”人士钻营巴结，唯恐不及，唯独林先生，却硬是不理这根胡子。后来我私下里问起这事，林先生只微笑着摇摇头，说：这 种人的所作所为，看不惯，羞于为伍！好一个“羞于为伍”！宁肯扫楼道，擦厕所，也不愿去人民大会堂凑趣。你有你的权势 ，我有我的人格，光明磊落，清朗高洁。林先生活得真潇洒！林先生非常喜欢李白，从他那高尚独立的人格中，不也能看到几 分李白的身影么？

　　林先生是一个潇洒的诗人，他对楚辞的研究有许多富有诗意的创见。他创作的九言白话诗，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曾 经开一代诗风。至今我还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在讲台上为我们朗诵的新作：

　　东西长安街望不到头，

　　多少高楼什么人来修，

　　工人的队伍走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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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为人治学都是那样率真洒脱，他爱生活，爱家人，爱学生，爱诗歌，爱音乐，爱运动……他当年在

清华大学上 学时，是学校篮球队的前锋，直到他九十高龄时，还常在院子里引吭高歌威尔第或莫扎特的歌剧……在林先生身上，始终闪耀 着盛唐的少年精神。

　　静下来想想，林先生以九十七高龄，无疾而终，在睡梦中悄悄地走了，不用劳神抢救，没有痛苦悲伤，走得这样安详 ，走得这样潇洒，这不也正显示了林先生的诗人性格吗？10月18日，收到北大中文系林庚先生治丧办公室寄来的讣告，得 知先生的告别仪式已于10月12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我遥望东方，心中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师生情谊半 个世纪，竟未能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情何以堪！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天告别会上放的是什么哀乐，是传统的贝多芬的“安魂曲 ”么？如果按我的心意，我会选择播放20世纪初的

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鲁索和吉利这两位林先生最喜欢的男高音的咏叹调， 为诗人潇洒的灵魂送行。我想，那时林先生一定会在九天之上侧耳静听，颔首微笑的。林先生，对吗？

　　2006年11月于旧金山

　　(作者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一届学生。曾任北大汉语中心教授，现任美国加州中国语言教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