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5)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五、异乎寻常的人物

　　 曾茂朝“长城0520”获得50台订单的消息传到科学院南路2号时，曾茂朝正在拆除那台运行了18年的“109丙型机”。它是我们国家第一台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占据着一幢楼房，由于它卓越的功能和贡献，国防科工委把一枚“功勋奖章”颁发给它。然而现在它老了，不得不退出舞台，把曾茂朝和一段悲壮的历史留在身后。

　　他是个异乎寻常的人物。在这个令人既失落又激动的年代里，似乎是上天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把中国计算机事业推到另外一条路上去。

　　他是第一代计算机科学家中的一员，因表现杰出升任计算所所长。在管惟炎试图阻止陈春先的日子里，他煞费苦心地推动技术人员效法陈春先的榜样。曾茂朝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有着“尽忠朝廷”的意味，可是当他怂恿属下创办了至少20家公司时，他的上级开始怀疑他的忠诚。就连那些力挺改革者的高级领导人，也对新公司的资金来源提出质疑。应当说这些怀疑并非没有一点根据。事实上他对计算所的那些出走者无一例外地施以援手，这不仅有道义的支持，还有资金、办公房间和通讯工具。他本人则以所长之身兼任着至少两家公司———信通和联想———的董事长。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成了当时“电子一条街”的真正后台。

　　曾茂朝迄今为止73年的生涯中，有50年是在中关村度过的。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他都不是一个生意人。

　　他生在广东，长在上海，195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之后，加入了刚刚组建起来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他的工作证在依次排列的序号中为“51”，表明他在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中是个年轻人。他参与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所有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其机型总数超过20种。这些计算机在当时并不为普通中国人所知，但是却在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天气预报和石油勘探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甚至人民大会堂的挂着巨型红五星的拱形屋顶，也是得益于这些机器的计算能力。曾茂朝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专注而且敏锐，热衷于技术领域里那些艰难晦涩的问题，然而他却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擅长于把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做得堂堂正正。他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远见卓识，使他能够准确地预言这个国家和这个行业正在走向什么地方。

　　他在所长任上总计16年，获得大约40项科研成果，培养无数博士和硕士。但是1995年他退休之时撰写的述职报告表明，让他更加自豪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为计算所的改革探索了一条路，”他说，“这条路就是科学技术怎么转

　　换成商品。”他在1979年成为计算所所长，在随之而来的变革时代中，成了这个国家计算机领域的关键人物。80年代中期的一段日子，这个人不为外人所知，但是已经在中关村引起注意。那时候整个国家风起云涌，蒸蒸日上，科学院的围墙外面一派激昂，可是院子里面的情形并不妙。9万名科学家拥挤在123个研究所里，摩肩接踵，有人热血沸腾，有人唉声叹气，全都不知道自己应当朝哪个方向走。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文件，它透露出当时国家制度的严重弊端，中南海已经下决心来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手术：

　　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这是一段官话，枯燥无味，里面却包含着巨大的刺激性，它等于是在告诉科学家们，尤其是那些应用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不要再指望政府了，你们就自己养自己吧！

　　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说，这可真是春天里的一声霹雳，惊天动地。

　　那些日子，小道上的消息在中关村到处流传，每一个都会引起更大的忧虑。其中有一个说，政府已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那时所谓“应用科学”只有一个含义，就是“政府不给钱了”，所以这个消息接着说，计算所的财政拨款将在1985年削减20%，还将在以后5年之内全部取消。

　　这让曾茂朝又惊又怒，因为如果传言是真，那就意味着他的1500多员工不仅不能开展正常的科研，连自己的饭碗都成了问题。他在过去的岁月里和这些人一同度过多少艰难与辉煌，现在不能见死不救。

　　他到处表达他的愤怒，可惜没用。于是，这位技术专家第一次想到采取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行动。他联合了另外19个人，上书国务院，表达不同意见。这些人都是被列在应用科学名单上的研究所所长，个个忧心忡忡，现在共同指出，他们领导的研究所都是为了国家的事业才形成的，功劳赫赫。如今叫他们自谋生路，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政策。这些意见出自当时中国一批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之口，已经让人心惊，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们居然不加阻拦，据实禀报中南海，这就把气氛搞得更加紧张。

　　然而中央政府不为所动，执意要科技走向市场。曾茂朝陷在一种矛盾的情绪中，他完全清楚中南海的决定乃是大势所趋，但是从感情上说，他为属下员工的命运忧虑。这种忧虑在1985年春天达到顶点，甚至让他不能自制。

　　一定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情节，所以国家科委的一位负责人特意光顾计算所，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威望说服这位所长。此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一位在导弹系统和工程控制领域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国家科委在中国是个半官半民的机构。曾茂朝对他的这位上级通常保持着一份尊重，但现在却把满腔怒火朝他发泄出来，以至两人之间爆发一场争吵。

　　当时科委负责人质问所长，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人弄进计算所来，还要求“削减三分之一”。此话甫出，气氛顿时紧张。因为按照计算所当日的人数，所谓“三分之一”，就是500人了。这可叫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曾茂朝当场不能克制，反唇相讥：“你不也是一个所长出身吗？你说这1500人是我弄来的，还是历史留下来的？”

　　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长期斗争此起彼伏的历史。就像周光召说的，“科学研究到底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还是搞实用研究为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强调”。50年代和60年代，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为了国家任务”，不用说，“应用科学”占了上风。那时候也是科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局面在70年代前期被推向极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与工农兵相结合”，所以科学家们被迫离开实验室，到工厂或者农村里去工作。（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