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报告到了周光召手上

　　80年代早期全中国拨乱反正的时候，大多数科学家心里想的，就是让他们回到实验室里去。当时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科学家都是“基础研究主义者”，他们的大半辈子都在政治斗争中荒废了，现在最喜欢说的话就是“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们心中那个几乎泯灭的梦想，攀登世界科技最高峰，重新燃烧起来。

　　一个名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穷其毕生精力把一个世界性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推进了半步，他们便认定这才是科学家的楷模。

　　不用说，1985年夏天科委负责人和曾茂朝的遭遇战，并非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然而科委负责人在计算所遭到的抵制，有可能让他感到中科院的所长们已经成了绊脚石。当时中关村就弥漫着这样一种疑虑，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疑虑并非没有根据。

　　原来那位科委负责人已经下决心把所长们的抗议弃置一边。他召开大会，宣布科技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

　　作为国家科委负责人，他有权力也有义务制定科技改革的方针，但是如此直截了当地干预计算所的事，表明这位负责人打算超越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阻力，去推行中南海的改革计划。

　　曾茂朝端坐家中，怀着一线希望等待上级指示，不料等来更糟糕的消息。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计算所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日子。科学院南路2号的气氛低沉已极。

　　曾茂朝惊讶地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

　　来自军事部门的研究计划没有了，政府拨下来的资金大幅减少，这证实了早先的传言。1000个科技人员和500个工人闲着没事做，寝食难安。他在计算机科学的舞台上已有28年，当所长也6年了，叱咤风云，长袖善舞。似乎就在昨天，他还享受着技术前沿的荣耀。可如今，人家都说，他的那些大型机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话虽刻薄，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这么多年来，成百上千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激情倾注在大型机上，每做好一台就放在那里，然后等待做下一台，一口气做了20多台，除了一堆获奖证书，从来没有批量生产过。看来这场争论是用不着结论的，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

　　这位所长面临着那些最忠诚的属下的离心离德，甚至就连他的妻子，一个和他拥有同样资历和专业水准的计算机科学家，也向他表明去意已决。不用说，旧的制度靠不住了，在政府羽翼之下的单位靠不住了。

　　曾茂朝决定孤注一掷，以免自己麾下的1500人、8万平方米土地和5万平方米房子遭遇灭顶之灾。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情形，还是感到惊心动魄。“我为什么全力支持这些新公司？”他说，“因为人家把我逼到死路上去了。我们再不动，不是被人家遣散，就是被人家承包。”

　　他坐下来，给上级写报告，心中备感压抑。

　　“让万润南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卖了吗！”他说。

　　在发泄一番怒气之后，这位所长向上级请求不要把计算所交给他人。“我来承包计算所。”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不解雇任何一个人。就算在大街上摆摊修自行车，我也能养活这1500人。”

　　如果当初他的属下王洪德的“五走报告”是个普通工程师的叛逆者宣言，那么现在曾茂朝的报告就代表了所长们的离心离德。这位所长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幸运的是，上级派来处理这场纠纷的人是个开明、敏锐、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科学家。此人名叫周光召，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拥有卓越成就。从年龄、学养和成就来说，他本来可以成为科学院中那些老派科学家中的一员。但是他个人的历史却随着国家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80年代早期，他出国学习，先到美国，后到欧洲。在终于明白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之后，又回到中关村，在中国科学院就任副院长之职。这时候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是个务实的化学家，眼见整个国家笼罩在浓郁的商业气氛中，于是请周光召来主持科学院的“产业化”。

　　看来这位卢院长找对人了。作为老一代科学家中的一位，周光召说他“能理解科学家们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但是以他周游世界的阅历来衡量，他相信“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下去，科学院就没有前途”。

　　1984年，周光召在科学院的院长会议上喋喋不休地叙述外面的世界。就像陈春先几年前发出的声音一样，他说了“硅谷”的故事，说了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生创建的惠普公司。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把那些耸人听闻的观点留在这些会议的记录里，让所有与会者都能感到他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也应当走硅谷之路。这些话在院长们中间产生了影响。他们虽然对国务院削减科研经费的计划抱有强烈的对抗情绪，但是也能明白世界潮流和中国大势，所以决定用一种折中的办法来结束眼前冲突：把总数不超过20%的研究人员集中于基础研究，让大多数人去搞应用科学研究。所谓“应用”，就是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

　　就在这时，曾茂朝的报告来到周光召手上。对于计算所的日暮途穷，这位副院长的看法和科委负责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不仅是计算所的直接上级，而且多年以来他本人就是那些大型机的使用者，所以对于计算所的功劳和弊端全都了如指掌。周光召后来对本书作者说：“越到后来，计算所越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是按照国家的拨款来做。完全从研究角度出发，使得新计算机和老一代不能兼容，所以用户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这是我原来在二机部研究所感到的一些苦恼。”尽管如此，他却完全不能同意采取极端措施。他竭力促使院长会议做出另外一个决定：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这决定说得好听些就是“走硅谷之路”，说得不好听就是“红杏出墙”。然而周的意见占了上风，卢嘉锡甚至还委托他来操持这件事。

　　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告诉那位计算所所长，他仍将拥有他的研究所和技术人员，但他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曾茂朝告诉周光召，一个名叫柳传志的人率领11名科研人员创办了一家公司，这是他“埋伏下来的一支精兵”。

　　周光召大喜过望，当即把柳传志找来鼓励一番。柳传志领导的公司当时远不如“两通两海”出名，也还不叫联想。不过，它从这时起便身处一场新革命的核心，经历着这场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成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享受着失败带来的痛苦和胜利带来的喜悦。

　　（6）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